戈达尔在萨拉热窝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戈达尔一直深居简出,拒绝公开活动和记者采访,倾心于创作。除了《电影手册》等少数媒体之外,很少有戈达尔的报道和采访。2002年,也就是《永远的莫扎特》拍竣后6年,为了拍摄前南斯拉夫战争,戈达尔来到了萨拉热窝……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戈达尔一直深居简出,拒绝公开活动和记者采访,倾心于创作。除了《电影手册》等少数媒体之外,很少有戈达尔的报道和采访。2002年,也就是《永远的莫扎特》拍竣后6年,为了拍摄前南斯拉夫战争,戈达尔来到了萨拉热窝……
虽然现在有很多电视影评人和网站影评人,但在美国最牛逼的还是传统纸媒体影评人。
1. 角色都具有一致性吗?另外,他们真称得上是角色吗?
2. 符合生活真实吗?
3. 摄影老套吗?或者说摄影适合这部电影并因此而具备原创性吗?
4. 部分构成整体吗?所有部分综合起来看有意义吗?有建立节奏吗,从而构成形式、外形、高潮、建立张力并使张力爆炸吗?
5. 影片背后有不有思想;有没有觉得某个智慧的头脑通过影片素材表达出了他的观点?
其实我还没看《敢死队》(The Expendables),但不看也基本知道这是个怎么回事的片子。或许相当于好莱坞版的《打擂台》,是一次中老年的集体怀旧。
Technicolor(汉译:特艺七彩)这种技术是美国人发明的,从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前期,大部分三色的Technicolor电影都是由好莱坞拍摄的,但英国的Technicolor电影决不容轻视。
在戛纳首映后两个月,修复版《红菱艳》由英国的ITV Video出版了B区版蓝光。这套碟最大的问题在于锁区码,对于广大的华语地区和美加地区观众来说,2010年7月,标准公司发行的蓝光,才是最佳选择。
好莱坞对女人很残酷。我不是说那些牺牲品,那些来自全美国的小镇女孩,被加利福尼亚所吸引,她们在报上读到Lana Turner是在药店柜台被发掘的。她们觉得只要在合适的时刻站到合适的地方,自己也能成为明星。我这里说的是那些已经实现了美国梦的成功女人。——Otto Preminger
前几天看了黄晓明版《唐伯虎点秋香之四大才子》。片子如何就不说了,不想问人讨封口费。我关心的是, 唐伯虎怎么又被翻拍一次?作为一个500年前的历史人物,老唐何德何能,竟能被人如此不厌其烦地翻拍不止?
假如你有机会观看1954年华纳公司出品的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A Star is Born)的话,也许你会在影片进行到40分钟左右时感到困惑,正常的画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张泛黄的照片,但问题是,声音还是对的,看到某网站上有网友评价说这是好莱坞早期的实验手法,其实并非如此。
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天,容光焕发的Mary Miles Minter从我那路过,我问她,能不能让我拍几张照片呢?她答应了,我拍好放大送给她。两三个月后,我被叫到办公室,他们告诉我:“Jimmie,你现在是第一摄影师了。Mary Miles Minter想让你当她的摄影师。”我吓一大跳,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 ——黄宗霑
打算开始连载一篇黄宗霑访谈的译文,比较长,慢慢来。黄是古典好莱坞时期最顶级的片厂摄影师之一,也是[我认为]唯一真正在所属行当里拥有大师级声望的好莱坞华裔影人。关于黄的访谈或其他详尽资料,中文的几乎是空白,所以我来做这件事,而且,黄的确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我热爱他的作品。——magasa
邵氏电影,无论在我个人的观影历史,或是世界电影史上来说,都占据着极为特殊的位置。之于前者,我每年总会集中观看(或重看)一批邵氏电影,几乎从不觉厌倦;之于后者,邵氏公司是战后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按照好莱坞黄金时期垂直垄断模式运营的大片厂,具备重要的样本价值;再考虑它在区域市场的准垄断地位,极其鲜明的“house style”,三十年不间断累计近千部影片的总产出,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找不到可相比拟的。
在上面那篇关于“艺术片”的文章里,我主要把“艺术片”视为一种产业和创作的模式(mode),而“文艺片”,则是一种中国电影特有的类型(genre)。所以这两个术语实际上是不同层面的应用,它们之间可以有交集。
什么是艺术电影?它就像古典好莱坞(classical hollywood)和黑色电影(film noir)一样,也是个事后追认的名词(after the fact)。它的涵义随着电影历史一起演变。可以这么认为,艺术电影的历史,首先是“艺术电影”这个名词的历史。
距离迈克尔·杰克逊过世整整一年了,百般世事人间戏剧一出出上演,不管如何开场结尾,有一点始终无法改变: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伟大的流行天王……
先人的死在“不在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幸运的是爱尔兰的艺术家们在1972年1月30日发生在北爱尔兰伦敦德里的“血腥星期天”事件后并没有就此保持沉默,迄今为止已经有无数的歌曲、电影和书籍记录了那次屠杀事件。
2009年1月,法国新浪潮和五月风暴的发源地《电影手册》,因为经营不善,已经被前老板《世界报》出让给英国《裴多》出版集团,这本有58年历史的法文电影杂志,也许就此姓“英”。……
在美国影评圈,关于影评是否已经死亡的讨论,至少进行了三年,也许是三十年。而在中国“影评圈”——假使有这个圈存在的话,关于中国是否有影评人的讨论恐怕也贯穿了整个互联网影评时代。那么我也谈谈对影评的看法。 先说一种历史。 和任何一类文体相似,影评在美国也只是伴随电影诞生的自发出现,在早期的几种影评载体——包括大众媒体、影迷刊物、业内刊物上,影评的写作基本同质化,经常是抒发一种观感式评述,以及对票房价值的判断,比如报纸会这么评价来自苏联的Battleship Potemkin:“这部影片全然缺乏好莱坞电影通常具备的娱乐和票房的价值,笔者并不看好它能得到美国观众的喜爱。”当时的影评有个主要功能就是向业内提供商业的参考,我们依然可以在80年后的中国,读到面向普通影迷的评论采用这种只对票房数字感兴趣的写法。
《无人区》遇到审查麻烦的新闻,一天一个样。先说要改,但很难改,后说彻底被毙,然后又辟谣。根据常识判断,我倾向于相信通不过是真的,但中影上下活动后能否挽救危局,我不知道。虽然这只是一起个案,但不论有不有这起个案,我对中国电影现状的看法没改变。在商业上,这可能是最好的时代,在创作上,这是30年来最坏的时代。商业环境和创作水准如此背道而驰,好像在世界电影历史上也很难找到先例。说白了,电影院修得多,电影卖得好,是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副产物。电影在全世界都是夕阳产业,但在中国这个“新兴国家”,似乎成了朝阳产业,太特殊了,这种局面并不是中国电影人靠努力自己搏来的。
最近整理谢晋留下的笔记。它们大多字迹潦草,难以辨认,加上年代久远,多有破损,因此往往枯坐终日,全无所获。一日,有同事从门前经过,见我戴着白手套,拿着放大镜于故纸堆中勤勉耙梳的架势,不免有些惊异地问道,你何时改行做了考古?其实,从研究方法和手段上看,电影史很难说与考古学有泾渭分明的严格界限。
因准备重庆卫视的一个采访,近日在看一些民国史料,发现林语堂也写过一部题为《子见南子》的历史剧,并由此引发一起民国史上轰动一时的著名公案。联想到近日坊间对于电影《孔子》的种种热议,觉得可以拿来彼此参照一下,以兹印证历史文化变迁的个中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