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专访]法国情色女导演卡特琳娜·布雷娜专访
我现在生病了,也不年轻了,价值渐渐消失,但是我很高兴,因为我的电影没有老去,它的价值也没有削弱。对我而言,唯一可以保持自己生活年轻、美丽、价值依旧的方式,是不断拍出年轻活力的电影。——卡特琳娜·布雷娜
我现在生病了,也不年轻了,价值渐渐消失,但是我很高兴,因为我的电影没有老去,它的价值也没有削弱。对我而言,唯一可以保持自己生活年轻、美丽、价值依旧的方式,是不断拍出年轻活力的电影。——卡特琳娜·布雷娜
“你不能把电影里的每一个部份分开来看。譬如当中的音乐、声音、摄影、演员的演出等,因为在电影艺术里,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整全的单位,每一个部份与部份之间都有关联的,你绝对不能将它们分开来看,切割地读它们的功能。毕竟它们都在电影里以同一时间与空间里出现与运动,包括你所指的电影音乐,它也是和其他部份一同合作,同展现一部作品。”——贝拉•塔尔
“当我看这部电影(《萨拉邦德》)时,我吃了一惊。它的坦诚和直接迎面而来,完全让人震惊。两个人物之间的亲密,他们的过去重新回来,然而事实是丽芙•乌尔曼处在她前夫的儿子与前夫的孙女之间–对不同代人关系的思辨,那么多时光和经历流过,所有这一切都那么震撼人心。你会开始认识到乌尔曼和约瑟夫的角色在《婚姻场景》最后的和解之后经历了很多很多,所以那部电影中的感动已然成为他们遥远的回忆。”
“票房王者”的底气、长年来对其作品的两极评价、艺术家难免且必需的敏感、北京大院子弟的口才,再加上天生的个性,令这位不够宽容不够含蓄不够谦虚的导演在当下的娱乐中国,成了一个与传媒共生互利而又敌视对立的奇特样本。所以,他不讳言对“宣传”的反感,记者们也一再从他的身上接收到了鄙视和较劲兼而有之的微妙情绪——只不过,采访者和受访者都还乐此不疲。
他的电影都发生在城市,都有一个细腻的故事,和缓的节奏,片子的格调也总是稳重醇厚里带着一点敏感。本来,他的电影应该是中国电影里的多数派,但事实是,他的电影更像个异类,因为他既不属于以前那拨专注于拍摄边缘人对艺术走火入魔的导演,也不同于现在那些将票房写在额头的类型片精英。他电影骨子里的温和,以及他对城市人生活状态的关注,让他和中国电影的主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次,他对于中国电影有些话要说了……
瑞典导演斯蒂格•比约克曼(Stig Björkman)第二部关于伯格曼的纪录片在2010年的戛纳电影节的经典单元中首映,名为《…但是电影是我的情妇》(…but Film is My Mistress)。这部电影由丽芙•乌尔曼引领,串起伍迪•艾伦、奥利维耶•阿萨亚斯、贝纳多•贝托鲁奇、阿诺•德布莱辛、约翰•塞勒斯、马丁•西科塞斯、拉斯•冯•特里尔等人的评述,包括对伯格曼及其电影的评价以及对自己的影响。
“一天,容光焕发的Mary Miles Minter从我那路过,我问她,能不能让我拍几张照片呢?她答应了,我拍好放大送给她。两三个月后,我被叫到办公室,他们告诉我:“Jimmie,你现在是第一摄影师了。Mary Miles Minter想让你当她的摄影师。”我吓一大跳,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 ——黄宗霑
打算开始连载一篇黄宗霑访谈的译文,比较长,慢慢来。黄是古典好莱坞时期最顶级的片厂摄影师之一,也是[我认为]唯一真正在所属行当里拥有大师级声望的好莱坞华裔影人。关于黄的访谈或其他详尽资料,中文的几乎是空白,所以我来做这件事,而且,黄的确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我热爱他的作品。——magasa
对很多人来说,曼多萨传递的电影符号,经常是和性,暴力相连。然而,当你真正走进他的影像世界,发现这是多么表面的理解。曼多萨肩负着展示真实社会的使命感,却绝对没有忽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本身的创新苛求。
中国电影在全世界的文化价值上一直是有地位的,但商业片要想占据国际市场短期内是没有可能的。——著名导演 谢飞
(采编:刘敏)
“十七八岁的时候的某一天,我就发梦了,我对我朋友说,我会自制自编自导自演,成为一个全才的电影工作者。”
——钮承泽
在看完电影《枪王之王》后,记者雪风采访了导演尔冬升。采访的过程中尔东升导演态度开放谦逊,除了谈到他这部尝试完全商业化的《枪王之王》和他自己的创作心态、目前的中国电影圈的热点问题他也毫不回避,说到兴头上,有些话就变得相当尖利,而那个时候,你也就能感到他儒雅外表里面一种与他电影一脉相通的凛冽。
2009年的戛纳电影节上,针对在世界电影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国《电影手册》被转手拍卖一事的讨论也成了电影节之外的热门话题。
《蜂蜜》是土耳其导演赛米·卡普拉诺格鲁(Semih Kaplanoglu)约瑟夫三部曲的完结篇。他的电影或许过于文艺、小众,但他在访谈中表示会一直坚持自己人文、感性的视角,拍摄自己心中的艺术影像。
2009年的奥斯卡之夜,当最佳摄影奖颁给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英国丹麦籍摄影师Anthony Dod Mantle时,很多人已经不再对他感到陌生了,因为这部电影他已经横扫欧美各大奖项。很显然,十几年来的工作迎来了一个高潮,这是Anthony自己说的,“这只是让那些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名字的人现在突然发现我的存在了。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没有任何改变,我不会和14天前的我有所区别。我依旧微不足道,和以前一样。得到了这个奖项,只是因为我这么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专心致志得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这是Information记者Anton Geist在颁奖典礼之后给Anthony做电话采访时他在电话中说的,电话中人声噪杂,杯觥交错的声音不绝于耳。“当然这个奖项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非常高兴能够获奖。但是奥斯卡盛典的背后,其实就是个他妈的的机器系统。每年必须有人拿奖,我从来不觉得因为今年得了这个奖,我就与众不同了。”
2009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电影节(IDFA)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纪录片电影节,有着11部丹麦纪录片的竞赛单元名单让世界影坛一片哗然。2010年刚刚开始,丹麦纪录片继续在国际电影节上出尽风头。不久前刚结束的圣丹斯国际电影节上丹麦记者Mads Brügger的纪录片Det Røde Kapel赢得了评审团的青睐,获得了最佳外语纪录片奖;而这个星期刚刚颁布的奥斯卡入围名单中,已经在去年国内外电影节中陆续捧回了40多个奖项的丹麦著名纪录片导演Anders Østergaard纪录2007年缅甸镇压事件的Burma VJ又在最佳纪录片的候选名单中。这两个分量十足的奖项或许正是对近几年来丹麦纪录片的一个肯定,很多丹麦电影人在对丹麦故事片日渐消沉的现状倍感忧虑的同时,又为丹麦纪录片巅峰时期的到来而欣喜万分。 “丹麦纪录片开始享受世界性的声誉了!”导演Anders Østergaard说这句话的时候带着自豪,毕竟他的Burma VJ去年捧回了40多个国际奖项。同时不仅仅是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团越来越青睐丹麦纪录片,即使在国内的影院和电视频道中,纪录片也越来越受丹麦观众的欢迎。Anders Riis-Hansen关于丹麦现代史最为著名左翼政治色彩的Blekingegade团伙的同名纪录片在影院上映时,有超过8万观众观看;而导演Christoffer Guldbrandsen关于2007年成立的政治党派Ny Alliance的纪录片Dagbog fra Midten在电视台DR2播出时,有超过50万的观众坐在沙发前观看。
“我在沙发上上串下跳。”那是星期二,当年度奥斯卡入围名单公布之后,年轻的丹麦制片人Asger Hussain在纽约的家里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他花了三年半时间参与制片完成的电影Precious入围了六项奥斯卡奖,其中包括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等重要奖项。7年前他打起包袱只身前往美国寻求在电影业里求得一席之地,一定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上图中导演Jan Trolle在指导《玛丽亚的永恒瞬间》中两位男女主角的戏,摄影师:Nille Leander / Sandre Metronome电影公司) 译者声明:本文编译自Information报纸的影评人Christian Monggaard对导演Jan Troell的采访,译文中Christian Monggaard简称CM,导演简称JT。原文请参考这里,我略去了导演发言前的一些关于导演和原著的介绍,保留了两个人所有的对话内容。
他比想象中的和善,或许是因为一直受他工作过程中习惯了教导儿童演员的“鹦鹉学舌”的方法,他说话的时候兼有循循善诱的温和和不容置疑的强硬。 天堂电影院的简陋并没有影响Nils Malmros影迷的热情,其中也包括我。和我不同的是,这些人是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从他1966年开始拍摄第一部电影奇怪的爱情到现在40年了,他拍摄的9部电影对于今天在座的那些影迷来说意义重大,其中尤其是智慧树。 在座的人都曾经看过很多遍,对其中的人物角色非常熟悉,甚至连场景对话也滚瓜烂熟了。只是很多人并不清楚Malmros拍摄电影的原因和过程。前段时间我 一直在看关于Malmros的书,对他的拍片生涯大致有了一个了解。尽管我是个生客,可能相对来说我比在座有些人更熟悉他。
*Tak til Eva Novrup Redvall og Mette Hjort for at give mig love til at oversætte den til kinesisk. –Xubin Zhu Mette Hjort带着丹麦电影进行环球旅行,她到处和国外的电影研究学者以及学生一起体验丹麦电影的巨大成功。她本人认为,在丹麦电影身上确实发生了奇特的事情。Film杂志利用她工作休息时间在哥本哈根采访了她。 作者:Eva Novrup Redvall,原文出处:Rejsende i dansk film (丹麦电影学会杂志FILM51期文章,2006年6月) 这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任务,和一种积极投入的生活方式,只需要利用无数的词句和想法,而且不会犯错。对于Mette来说是兴趣和好奇心强烈驱使着她去工作,这些年来她已经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丹麦电影的英文书籍和文章。《丹麦电影导演》(The Danish Directors,和Ib Bondebjerg一起主编的)通过通俗易懂的访谈录形式介绍了丹麦四代导演;侧重于理论探讨的《电影和国家》(Cinema & Nation,和Scott MacKenzie一起主编)则在日趋全球化的电影文化中讨论能够坚持自己特色的小国家们;而《纯净和挑衅》(Purity and Provocation,还是和Scott MacKenzie一起主编)则把道格玛95梳筋理脉得分析透彻。之后她撰写的著作《小国家,大电影》(Small Nation, Global Cinema)则考究了近些年来丹麦电影变化的原因,书中强调了丹麦电影环境随着进一步的成功,已经从一种“交换文化”(Byttekultur)变为一种“礼物文化”(Gavekultur) 。 道格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