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达尔在萨拉热窝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戈达尔一直深居简出,拒绝公开活动和记者采访,倾心于创作。除了《电影手册》等少数媒体之外,很少有戈达尔的报道和采访。2002年,也就是《永远的莫扎特》拍竣后6年,为了拍摄前南斯拉夫战争,戈达尔来到了萨拉热窝……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戈达尔一直深居简出,拒绝公开活动和记者采访,倾心于创作。除了《电影手册》等少数媒体之外,很少有戈达尔的报道和采访。2002年,也就是《永远的莫扎特》拍竣后6年,为了拍摄前南斯拉夫战争,戈达尔来到了萨拉热窝……
“当我看这部电影(《萨拉邦德》)时,我吃了一惊。它的坦诚和直接迎面而来,完全让人震惊。两个人物之间的亲密,他们的过去重新回来,然而事实是丽芙•乌尔曼处在她前夫的儿子与前夫的孙女之间–对不同代人关系的思辨,那么多时光和经历流过,所有这一切都那么震撼人心。你会开始认识到乌尔曼和约瑟夫的角色在《婚姻场景》最后的和解之后经历了很多很多,所以那部电影中的感动已然成为他们遥远的回忆。”
瑞典导演斯蒂格•比约克曼(Stig Björkman)第二部关于伯格曼的纪录片在2010年的戛纳电影节的经典单元中首映,名为《…但是电影是我的情妇》(…but Film is My Mistress)。这部电影由丽芙•乌尔曼引领,串起伍迪•艾伦、奥利维耶•阿萨亚斯、贝纳多•贝托鲁奇、阿诺•德布莱辛、约翰•塞勒斯、马丁•西科塞斯、拉斯•冯•特里尔等人的评述,包括对伯格曼及其电影的评价以及对自己的影响。
日本知名动画导演今敏(Satoshi Kon)于8月24日早晨6点20分在日本因胰脏癌去世,享年46岁。噩耗传来,世界各地的影迷们在惊愕诧异怀疑之余,纷纷设法求证,最终噩耗得以证实:今敏确实已经过世。此遗书是一位网名为kinnsan的朋友即时翻译的,在此转载,以表怀念之情!同时对kinnsan致以谢意!!
复旦大学出版社迷影丛书之一《许鞍华说许鞍华》已经上市,此文就当作是《许鞍华说许鞍华》编辑札记吧——黄文杰(慕鸥)
德勒兹(Gilles Deleuze)对我们这个时代也一定有着法国电影大师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在经典影片《去年在马里昂巴德》(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表现的同样的困惑。十二年前,当这位当代法国思想大师在他巴黎住所的窗口向天空纵身一跃时,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坠落对于他自身和世界真正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来说,也许一个时代几乎在同时坠落而变得愈发让人困惑不已。
“那位打着篮球的年轻姑娘,当她在场上奔跑的时候,可曾想过有一天手中的篮球将变成摄像机,它会带着自己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 —— 全文刊载于《放映001》
巴赞的电影影像本体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一种新旧哲学思潮交锋的产物,因此显得极为复杂和矛盾,而这也正是其理论的张力所在。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巴赞的影像本体论做全新的阐发。这一阐发的核心即在于认为巴赞的「现实」概念内含一种反现实主义冲动。或者说,巴赞的「现实主义」不仅是反对传统实体性现实的,更是一个与现象学现实完全特异性的概念。
此文为本人参加由上海大学、法国《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杂志、中国电影评论学会联合举办“反思电影批评与理论:纪念安德烈•巴赞诞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6.12-14)大会上的专题发言论文,后发表于台湾《電影欣賞學刊》2009年1-3月号(总第138期)——汪炜
雨
傍晚雷电交加的大雨中
他回家看到子南寄来的包裹
里面藏着
全世界第一本、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本、舒琪影评集:只要有电影(2006-2008)
“那位打着篮球的年轻姑娘,当她在场上奔跑的时候,可曾想过有一天手中的篮球将变成摄像机,它会带着自己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 —— 全文刊载于《放映001》
冯小刚的走红,和电影距离最远。冯氏作品,特别是近期作品,以严格的电影美学标准,不值一评。但冯的电影,又是当前中国社会最好的群众心理学标本。
(侯麦过世已经整整5个月了,这里将tomshiwo兄的纪念文章重新发一遍,以示cinephilia.net对他的缅怀之情!)
侯麦多产的生涯表现得如同两种处于敌对状态的原则进行奇怪混合的产物:睿智与疯狂,……后者表现为一种道德:在创造朴实无华的同时兼顾高傲与琐碎——如同他的电影中众多的花季少女,由此获得的自由的过度快乐直接驱动了一种冉森主义的发生。他电影的秘密也许正在于此,如同他长寿的秘密一样。
金棕榈的奖杯很显然在埃里奥•杰曼诺热爱的演艺生涯中意义非凡,但是这位今年刚满30岁的年轻演员却依旧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作者:Stefanie ZHANG,原载《澳门日报》]七十九年前,手塚治虫在日本大阪府一個叫豐能郡豐中町的地方出生,手塚夫婦看著這個家中新成員時一定沒有想到懷中沉睡的竟然會是將來的日本漫畫之神。……
最近整理谢晋留下的笔记。它们大多字迹潦草,难以辨认,加上年代久远,多有破损,因此往往枯坐终日,全无所获。一日,有同事从门前经过,见我戴着白手套,拿着放大镜于故纸堆中勤勉耙梳的架势,不免有些惊异地问道,你何时改行做了考古?其实,从研究方法和手段上看,电影史很难说与考古学有泾渭分明的严格界限。
2009年的奥斯卡之夜,当最佳摄影奖颁给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英国丹麦籍摄影师Anthony Dod Mantle时,很多人已经不再对他感到陌生了,因为这部电影他已经横扫欧美各大奖项。很显然,十几年来的工作迎来了一个高潮,这是Anthony自己说的,“这只是让那些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名字的人现在突然发现我的存在了。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没有任何改变,我不会和14天前的我有所区别。我依旧微不足道,和以前一样。得到了这个奖项,只是因为我这么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专心致志得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这是Information记者Anton Geist在颁奖典礼之后给Anthony做电话采访时他在电话中说的,电话中人声噪杂,杯觥交错的声音不绝于耳。“当然这个奖项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非常高兴能够获奖。但是奥斯卡盛典的背后,其实就是个他妈的的机器系统。每年必须有人拿奖,我从来不觉得因为今年得了这个奖,我就与众不同了。”
“我在沙发上上串下跳。”那是星期二,当年度奥斯卡入围名单公布之后,年轻的丹麦制片人Asger Hussain在纽约的家里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他花了三年半时间参与制片完成的电影Precious入围了六项奥斯卡奖,其中包括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等重要奖项。7年前他打起包袱只身前往美国寻求在电影业里求得一席之地,一定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上图中导演Jan Trolle在指导《玛丽亚的永恒瞬间》中两位男女主角的戏,摄影师:Nille Leander / Sandre Metronome电影公司) 译者声明:本文编译自Information报纸的影评人Christian Monggaard对导演Jan Troell的采访,译文中Christian Monggaard简称CM,导演简称JT。原文请参考这里,我略去了导演发言前的一些关于导演和原著的介绍,保留了两个人所有的对话内容。
“我身体的一部分非常敏感、渺小和脆弱,而另一部分则充满喧噪和政治投入的激情,这种两面性体现在我所有的作品里并且一直贯穿其中 ,因为我的作品就是我自身的投映。” 在丹麦奥胡斯市的Aros艺术馆里,来自伊朗的女艺术家斯瑞•娜莎特(Shirin Neshat)用这样的开场白向观众们介绍她的影像作品展览“女人国”(Women Without Men)。这位出生于伊朗现在定居美国的女艺术家凭借1993年在美国的摄影作品展开始赢得了西方艺术界的青睐。作为当代唯一一位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女艺术家,不管是她早期的摄影作品集Unveiling 和Women of Allah(1993年——1997年),还是后期的短片影像作品,娜莎特始终取材于她自己青年时期在伊朗的生活体验,只是她采用了与穆斯林传统艺术截然不同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对当代穆斯林国家宗教世俗的弊端陋习进行了批判,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为她在当代艺术界赢得了一席之地。英国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美国纽约所罗门•R•古根汉姆博物馆以及法国巴黎的庞毕度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都相继购买了她的作品用于收藏。
他比想象中的和善,或许是因为一直受他工作过程中习惯了教导儿童演员的“鹦鹉学舌”的方法,他说话的时候兼有循循善诱的温和和不容置疑的强硬。 天堂电影院的简陋并没有影响Nils Malmros影迷的热情,其中也包括我。和我不同的是,这些人是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从他1966年开始拍摄第一部电影奇怪的爱情到现在40年了,他拍摄的9部电影对于今天在座的那些影迷来说意义重大,其中尤其是智慧树。 在座的人都曾经看过很多遍,对其中的人物角色非常熟悉,甚至连场景对话也滚瓜烂熟了。只是很多人并不清楚Malmros拍摄电影的原因和过程。前段时间我 一直在看关于Malmros的书,对他的拍片生涯大致有了一个了解。尽管我是个生客,可能相对来说我比在座有些人更熟悉他。
出处:Information 作者:Henning Mankell 作者简介:瑞典著名侦破小说家,Ingmar Bergman女儿Eva Bergman的丈夫。 现在英格玛•伯格曼过世了。对于像我一样生活在他身边的人来说,这并不算意外。他刚满89岁,算是寿终正寝了。他安息的时候,那颗年迈的心脏终于在法罗岛多雨夏季的这个早晨停止了跳动。以往海滩上那些即使在他扮演马勒时仍然能够保持安静的兔子们,在这个时候却对这个老精灵将要去往何处产生一种强烈的好奇。他走了,沙漏终结了自己的工作。 英格玛•伯格曼的生命历程是具有创造性的。
1952年的一天,摄影师Richard Avedon在家中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声音说: “是Richard Avedon吗?” “是我。”他回答说。 “我是查理·卓别林。”那个人说。 Richard Avedon回答说,“哦,那我就不是Richard Avedon,我是罗斯福总统。”说完后,他就把电话挂了。 五分钟之后电话重新响了起来,Richard Avedon拿起了电话: “我真的是查理·卓别林!”
*Tak til Eva Novrup Redvall og Mette Hjort for at give mig love til at oversætte den til kinesisk. –Xubin Zhu Mette Hjort带着丹麦电影进行环球旅行,她到处和国外的电影研究学者以及学生一起体验丹麦电影的巨大成功。她本人认为,在丹麦电影身上确实发生了奇特的事情。Film杂志利用她工作休息时间在哥本哈根采访了她。 作者:Eva Novrup Redvall,原文出处:Rejsende i dansk film (丹麦电影学会杂志FILM51期文章,2006年6月) 这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任务,和一种积极投入的生活方式,只需要利用无数的词句和想法,而且不会犯错。对于Mette来说是兴趣和好奇心强烈驱使着她去工作,这些年来她已经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丹麦电影的英文书籍和文章。《丹麦电影导演》(The Danish Directors,和Ib Bondebjerg一起主编的)通过通俗易懂的访谈录形式介绍了丹麦四代导演;侧重于理论探讨的《电影和国家》(Cinema & Nation,和Scott MacKenzie一起主编)则在日趋全球化的电影文化中讨论能够坚持自己特色的小国家们;而《纯净和挑衅》(Purity and Provocation,还是和Scott MacKenzie一起主编)则把道格玛95梳筋理脉得分析透彻。之后她撰写的著作《小国家,大电影》(Small Nation, Global Cinema)则考究了近些年来丹麦电影变化的原因,书中强调了丹麦电影环境随着进一步的成功,已经从一种“交换文化”(Byttekultur)变为一种“礼物文化”(Gavekultur) 。 道格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