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人——专访芬兰电影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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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 Kaurismäki

芬兰黑色喜剧大师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aki)在《勒阿弗尔》(Le Havre)中颠覆了他过往作品中的悲惨基调,转而选择了童话式的乐观主义

“金钱在阴暗处流动。”——《勒阿弗尔》

故事发生在法国擦鞋匠Marcel Marx(André Wilms饰)和非法移民小男孩Idrissa(Blondin Miguel饰)之间。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命运处于社会底层的两人绑在一起。小男孩幸运地躲过了追捕,避免了与其他非法移民一样被遣返。但很快,他和Marcel就被卷入了一个国际人口贩卖集团的圈套里。幸运的是,两人在勒阿弗尔善良的居民的帮助下战胜了这个犯罪团伙。《勒阿弗尔》是一部《没有过去的男人》(The Man Without a Past)式的虚构故事,延续了卡普拉(Frank Capra)、德•西卡(De Sica)等一些似乎已经从电影人排名中消失了人道主义导演的精神。同样匪夷所思的是,法国电影引以为豪但却失落已久的特质却在一名芬兰导演的手上复活了。《勒阿弗尔》既天真烂漫,同时又充满智慧;深刻详尽,但又延续了阿基•考里斯马基一贯的简约风格,并且让观众强烈地感受到更好的世界存在的极大可能性。阿基•考里斯马基第二部法语电影最美妙的地方在于尊严、团结、年老与死亡等主题的巧妙连结。

《勒阿弗尔》是考里斯马基第三个三部曲的开篇。在此之前,他已经拍摄了两个关于“失败者”(也就是社会底层命运悲惨的人物)的三部曲。一个是无产阶级三部曲,其中包括《天堂孤影》(Shadows in Paradise,1986)、《升空号》(Ariel,1988)和《火柴厂女工》(The Match Factory Girl,1990)。另外一个三部曲是著名的当代芬兰三部曲,即《浮云世事》(Drifting Clouds,1996)、《没有过去的男人》(The Man Without a Past,2002)和《薄暮之光》(Lights in the Dusk,2006)三部电影。这些电影通过突出的幽默感和对以男性和投机者为主体的官僚体制的机构的鄙视 衬托出考里斯马基标志性的人道主义。

考里斯马基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两种特殊电影类型。他的电影文本巧妙地改编了名著,使其原本沉重的语言风格变得灵巧自由。这类电影的代表有:《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1983)、《王子复仇新记》(Hamlet Goes Business,1987)(几乎是对芬兰即将面临的金融危机的先见之明)、《波西米亚生活》(La Vie de Bohème,1992)和《尤哈》(Juha,1999)(自三十年代以来为数不多的默片之一)。另一类型便是他的公路片:由号称“世界上最差的摇滚乐队”主演的《列宁格勒牛仔征美记》(Leningrad Cowboys Go America,1989),讲述从赫尔辛基一个区到另一个区的流浪冒险故事的邪典电影《卡拉马利联盟》(Calamari Union,1985)(让-皮埃尔•高兰评价这部电影就像德莱叶导演的《浪荡儿》 )和最喜剧的《坐稳车泰欣娜》(Take Care of Your Scarf, Tatiana,1994)(讲述两个乡巴佬在周末遇到了来自芬兰邻国的两名女子的故事)。

《浮云世事》反映了考里斯马基对芬兰超过10%的失业率的思考,他曾经说过,直到拍出了这部反映失业问题的电影他才敢直视镜子中的自己。现在,他通过《勒阿弗尔》再一次关注全世界劳工阶层身处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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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Havre, 2011

是基于什么样的诗性逻辑让你将故事选在一个法国小镇而不是芬兰?

最开始,我是把主角设定为一个乘船逃难的非洲难民。而难民一般很少逃来芬兰。于是当时我打算找一个合适的地中海港口城市。我沿着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比斯卡湾开车,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我几乎要放弃了。勒阿弗尔是一个无奈之下做出的决定,但没想到这故事对那里来说如此真实。

勒阿弗尔有点像一个被遗忘的小镇,甚至很多法国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那里并不是开车的必经之路,因此人们不太会碰巧路过而去拜访,必须决定了要去那里才专门过去 。小镇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在诺曼底登陆日之前,盟军曾经狂轰这个小镇来分散纳粹的注意力。这使大量的居民丧生,小镇一副残垣败瓦的样子。电影主角所居住的社区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炸弹破坏的地方。但是这片地区现在也彻底拆除了。虽然推土机当时在蠢蠢欲动,但我们的拍摄给了这片地区额外一个星期的生命。到处都如此,人们把电影里最有意思的场景都拆毁,然后重新盖起大型商场。

勒阿弗尔是个特别的小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个地方。神奇的光线、朦胧的洁白和英吉利海峡漂来的水汽形成了这地区的小气候。这一切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画家跑来捕捉这奇异的景色。

你的电影里显露出许多与法国电影历史的联系。不知道电影具体设置在哪个时期?

每部电影所设置的具体时代总是可以从电影里面出现的汽车判断出来。酒吧里面吸烟的人很多就说明这个故事发生在2007年或者更早,但不会特别早。如果考虑电影的风格,我想这部电影试图对法式的新现实主义进行新的改造。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和塞萨•柴伐蒂尼(Cesare Zavattini)的风格是潜在基调,在此基础上我给它的新现实主义加上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和雅克•贝克(Jacques Becker)的感觉。无论是我自己的起点还是这个小镇自己的起点,都完完全全是一张白纸。人们可以使它成为梅尔维尔式或者《米兰的奇迹》(Miracle in Milan)式的电影,又或者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东西。在采用新风格的同时,我也使用了一些法国电影中惯常出现的东西,比如说面包店和手风琴配乐。在这部电影的制作里我剑走偏锋,但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法国观众对我的电影十分买账。我并没有选择一种特定的电影类型,我只是单纯地写这个剧本,结果它呈现出来的是这样一个乐观到厚颜无耻的童话故事。

我几乎是在潜意识的状态下进行剧本的写作,我融会贯通了电影的主题和故事的基础要素,然后过了三个月才靠潜意识将剧本完成 。我的写作语言是非常开放的,但不管是好是坏,剧本文稿最后出来是严谨细致的。马蒂•佩龙帕(Matti Pellonpää)后期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表演的。我把电影文本给了他,他一口气就看完了。之后的三个月他碰都没有碰剧本,一直到开机前为了过对白才重新再看。他用“潜意识法”来塑造角色并完成了其他所有的工作,这方法有点像懒人用的。他的潜意识帮他完成了所有那些对配角演员来说是负担的工作。我认为潜意识是完成这一行工作最有创意、最经济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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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Havre, 2011

这部电影风格的关键所在是几乎让人迷惑的童话式氛围。

直到这部电影制作结束之前我都不确定这样做到底行不行。由于华丽的视觉效果会使观众产生距离感,剥夺了现实主义的初衷,因此这部电影的视觉效果并不华丽。归根结底,我最想呈现给观众看的是这些平凡普通的人。情况有变化时人们才能展现出最佳状态。在我看来,人们最高贵和最可耻的特质——伟大与卑鄙——只有在危机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如果什么都没了,人们就会变得团结,甚至出现自我牺牲。当然,现实生活中你不会经常看到的人类那些最美好的品质在电影里是允许、也必须被放大。

你似乎已经划定界限,不在电影中展示那些压榨人民的当权者,但你似乎对部分可怜的官员还有点怜悯之心。

警察局长只是代表了一种声音,这是我有意为之的。要表现一个没有具体形象的机器(政府机构),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并非用一张脸来代表它更有效的方式是去展现这机器背后代表的无形的权力。作为一个导演,你必须创造一种氛围来告诉观众权力一直都存在,只不过是一种幕后力量。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但我绝不会将警察形象变成电影里代表权力的惯用手法。

我曾经在剧本中把这首载满难民的轮船描写得是肮脏,还有一些人死在上面。但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反着来做。因此,我故意在剧本中让这些难民穿着做礼拜时的华服,借以对抗这地狱般的现实。

我们制作团队没有办法在片尾打出一些电影里面出现过的人的名字,因为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确确实实是非法移民。我确信总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只需靠自己的身份而不用真正演什么内容就行,身份就足够了。也许,这是电影世界里的盲目信任,但事实确实如此。

我在电影里面插入了一段电视纪录片,关于一个据说因硬件未达标而被夷为平地的难民中心,而拆除后却未见任何重建。在类似这样的问题面前,欧洲无能为力。除了继续互相踢皮球之外,好像没有解决的办法:难民被遣返回原籍后又再次偷渡回来,又或者有新的难民前来。从体制方面来看,这很好理解:如果一半的非洲人都跑来失业问题原本就相当严重的欧洲,哪里还有闲工给每一个人?这条方程其实很难有解。但非洲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这样,大家都很清楚都是殖民统治的残余在作祟。

那么你怎样管理群戏场面?你曾经声称自己对群戏束手无策,但我在《没有过去的男人》一场使用很多业余演员的场景的拍摄现场看到你并没有过多指导:当时摄影机已经开着,大概也就拍了一两次就完成了,整个场景像芭蕾舞表演一样精致。

我通常只会对演员单独指导,但面对一群演员的时候,你只能以某种方式将这群人带进那个场景的氛围里。这种群戏场景是很让人崩溃的,因为它们总是这样子:时间不够、灯光在淡出,所有计划分崩离析。除了开启摄影机和试试运气之外,好像就没有别的选择了。毕竟我不用任何分镜,只能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地拍摄。只有在前一个镜头拍摄完成的时候我才开始考虑下一个镜头要怎么拍摄。我并不相信分镜能帮到我,要是无法随即应对现场自然发生的情况,你就会失去很多灵感。提前准备好的镜头会显得很机械化,到头来会互相冲突,最终使电影完美得有些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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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Havre, 2011

在过去的几部电影制作过程中,你都会为电影准备两种结局以备选择——大团圆的和悲剧的结局。《勒阿弗尔》也是这样子吗?

对于《勒阿弗尔》,我想做得彻底些,就准备了两个大团圆结局。这很少成功,于是我提高了赌注:一种结局是男孩最终离开了,另一种结局是奇迹般的复原。任何一个结局都会是皆大欢喜的。结局本可以先是快乐的然后突然变得悲剧。但我决定贯彻童话的一面,即使是医学也不能阻挡我。

有人会说其实还有第三种大团圆结局,也就是结尾那个镜头几乎像个独立小故事,很有小津的感觉。

那确实是一个完美的小津式镜头,而这也是我本意,但是没法去分析这镜头的影响。电影开头就像一个大砂锅,将你所经历过的、阅读过的和看到过的一切都杂乱无章地混合在一起。之后用我希望的某种逻辑联系将锅里的东西舀出来分门别类。比如说,蓝灰色是我的电影的基调,这是借鉴了梅尔维尔的作品。因为我看到小津电影里面的红色茶壶有很特别的美感,因此在蓝灰色的基础上,我加了一点红色。因为我们的茶道很不发达,茶具在电影里根本用不上,因此我只好用灭火器来增加红色成分。

那对老夫妇的爱情故事和两人对自尊、正义的追求构成了这部电影最根本的美。

如果没有爱情故事作为点缀,我很有可能被迫把这个故事中关于正义的成分加强,对体制的批评也会更加严厉,这电影的残酷程度就会上升几个层次了。

你连续三部电影作品都关注了死亡这个主题。《没有过去的男人》和《浮云世事》都可以解读成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所做的梦。在《浮云世事》结尾,男主人公濒临死亡,但在最后一个镜头里却有了一丝转机。

它有两个结局,一个是说这个男主角死了,在另一个里面却没有死。我拍了两个结局,也把两个结局都用上了。他先是死过去,但后来又牵起了她的手。你说的对,死亡这个主题确实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对于二十多或者三十多岁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是不会想到死亡这件事情的。

《勒阿弗尔》与你的前一部法语电影是《波西米亚生活》存在着什么连续性吗?

两部电影的主角都是同一人,这对于观众来说,更多是一个带有我个人风格的玩笑。20年前,主角Marcel Marx想成为一名巴黎作家的梦想破碎了,20年后还是他,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放弃了所有希望。现在,他的品行有了提升,开始学会为某些东西承担责任。马尔塞现在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原本可以去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来多赚些钱。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想“与普通老百姓更加亲近”。在平凡人面前弯下腰才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谦卑。

在我葡萄牙的家乡那里,擦鞋匠在几年前几乎全绝迹了。于是我想到了把Marcel设定为一个擦鞋匠。为了让唯一幸存的那个擦鞋匠有活可干,我经常跑去让他擦鞋。在擦鞋的过程中,我仔细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其余的一切都十分轻松。当你能够把主要的角色安放在某个合适的位置上,其余的一切几乎都会自然而然顺利进行。

这部电影涉及了一系列的人物,那些体面正直的人物是最难拍摄的。或者可以说一群怀有仁慈善良之心、会不知不觉做好事的人的形象是很难把握的。这种情况下,配角的存在是引起观众同感的极其重要的元素:皮埃尔•埃泰(Pierre Étaix)、让-皮埃尔•利奥德(Jean- Pierre Léaud)和让-皮埃尔•达鲁山(Jean-Pierre Darroussin)等人饰演的配角都为电影锦上添花。特别是让-皮埃尔•达鲁山饰演的这名警察,近乎完美地塑造了一个感情丰沛的警察形象。

达鲁山饰演的这名警察有很强的道德感,尽管他不时常表露心中情感,但是那些情感确实存在。当我邀请利奥德参与出演《我聘请了职业杀手》(I Hired a Contract Killer,1990)里的主角时,我并没有想到他会在往后的那么多年里都在我的电影里担纲主要的角色。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那是他第一部没有本色出演的电影,而现在在《勒阿弗尔》里也是一样。他演的虽然只是一个小角色,但是揭露了影片的背景:他就像克鲁佐作品《乌鸦》(The Raven,1943)故事里面的那个告密者。

病入膏肓的妻子的这个角色是你最初构思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的吗?

其实这角色很早前就产生了,这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想法,大约是在我去东京拍摄一个短片集的时候产生的。这部片的主题和最后奇迹般的复原都是那时产生的灵感,而且与我在东京鱼市场看到的一家清酒酒吧的老板有关。我把这些元素加进去难民这个萦绕在我心里多年的主题。我对这类极具社会意义的题材不太擅长,这也是我最终为什么采取这种半童话故事的方式的原因。

你曾经说《勒阿弗尔》是新一个三部曲的开篇之作。当这个新的三部曲完成的时候,你将会拥有20部作品了。

这个三部曲可能会在十年内完成。能创造这样一个悬念来吸引观众很不错。如果你谈起一部三部曲,你不把三部电影都看完是不会罢休的。如果你已经拍了两个电影,你就接着完成第三部就好了,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三部曲了。接下来的一部电影我会在西班牙取景,而终篇会在德国拍摄。

但为何不选葡萄牙这个你生活了半辈子的地方拍摄?

尽管我已经在葡萄牙居住了二十年,但是我仍然不懂葡萄牙人的思维方式,它是我碰到过的最高深莫测的一个国家。

|翻译:LemonE 校对:小双 @迷影翻译

Peter von Bagh

(1943年8月29日 - 2014年9月17日)芬兰著名电影史学家和导演,芬兰午夜太阳国际电影节选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