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翠梅对谈傅东:一个制造谜团的影评人

陈翠梅对谈《电影手册》前主编让·米歇尔·傅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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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小说里,有一些侦探,总能在凶杀现场看见一般人看不见的痕迹和线索。当然,一般人先侦查的,会是案发现场发生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凶器、烟蒂、指纹、和其他可疑痕迹。但是更高明的侦探,会看见不在场的东西——有什么东西,本来应该有,但是不在了?有什么应该发生的事,为什么没有发生?比如说,凶手为什么会取走一张不值钱的椅子?比如说狗为什么没有叫?

寻找消失的东西,和没有发生的事件,比在凶案现场观察可以看见的东西,困难得多了。首先,你要清楚知道,这个地方本来应该是怎么样的。往往这些高明的侦探一走进现场,一起看起来很简单的凶杀案,忽然谜团密布了。

和傅东先生谈话之后,我不禁想像影评人就是指向那个隐匿着的线索的侦探。

导演和影评人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有些影评人不认同和导演做朋友。作为一个导演,我总认为,有机会跟看过自己电影的影评人一起讨论自己的作品,是我电影学习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在2006年拍了我的第一部长片。那年我26岁,算是一个很年轻的导演。对自己很没有信心。几乎把所有关于影评都找出来。各种语言的影评。很多人以为导演一般只想读到好评。讨厌恶评。其实不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导演,你会很好奇别人从一部电影里,看见了什么。而影评人正是那种可以把对电影的看法明确地表现出来的人。那是非常难得的客观意见。

我之后还主动的去认识这些影评人。有些成了朋友。跟他们讨论电影。有时候他们帮助我看见自己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我很喜欢讨论的过程。

我在2007年认识傅东。那时我读到他写《Love Conquers All》的一篇影评。知道他喜欢我的电影。我刚好在巴黎,去了他那时作主编的Cahier Du Cinema的办公室。一起吃了午餐。

这次我在上海电影节作短片评审,又遇到了傅东——其实我们一个月前也在戛纳匆匆遇见。他这次来电影节谈如何成为一个独立影评人。其中他谈到,影评人应该为电影制造更大的谜团。我听了过后,决定追问下去:

问=陈翠梅
答=傅东

问:您说过,影评人不解决任何谜团,相反的,影评人应该为电影制造更大的迷团。这个说法跟我们对影评人的认知迥然不同。通常,一个影评人被视作联接观者与电影的桥梁,用以帮助观者更好地理解电影?
答:在某种意义上影评人的确帮助观众理解电影。但,要更好地去理解一部电影,不意味着得到问题的答案,而是要让观众更深入问题,超越电影,步入一个更宽广的世界。一篇优秀的影评,会扩展你对一部电影的思维,为你打开另一扇不显眼的门,构筑一道不常见的风景。

问:有个很无趣却十分值得讨论的问题:你通常在看一部电影之前还是之后来阅读影评呢?一般观众会选择观影前阅读,以获得某种意见,才来决定看哪一部电影。当然,观影前和观影后阅读的感觉会完全不同,作为影评者,撰写影评时应否考虑他的读者已经看过了电影呢?对我而言,如果我拿捏准确,我不需要考虑你是否早已先睹为快——你可以在观影前或观影后读我的影评。影评不是盖棺定论,我不会对读者说,这部电影不可错过或不值得一看。那么您自己呢?您读其他人的影评吗?观前读还是观后读呢?

答:
我通常在看过影片后读,那感觉就好像在跟其他影评人乃至影片本身之间的对话,一场在文字上或者思考上的辩论。即便你发现自己与其他影评人的意见相左,只要它是一篇优秀的评论,这场辩论会很有趣。你是否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相矛盾的意见呢?或者,你是否能够在坚持自我立场的同时,也试着利用他的辩证?阅读其他影评可以激发对影片的深入讨论。

问:影评人在观影后是否会聚在一起相互讨论?比如戛纳电影节期间?
答:有些事情我想尽力避免,比如一边走出影院一边谈论影片。这很糟糕,和用星星来评分一样糟糕。在戛纳,几乎人人都在散场时众 说纷纭,而我总会快速逃离现场。

问:您是否觉得这种讨论太过肤浅?
答:我想,这种讨论将让我陷入了一个影评人完全不应有的位置。影评者的工作不该如此,而是和这种简单议论恰恰相反的。在我提笔之前,在我还没有深入地思考一部电影的真正意义之前,我不能对这部电影做出任何评论。当然在观影时,我很清楚自己是否喜欢这部影片,但是散场时的议论完全是未经思考的直接反应。有的时候,有些娱乐性强的电影会让你在观看的时候便感到很享受,而有些电影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反思。随着时间推移,一个影评人可能对一部电影产生不同的想法,如果你在观影后太快评价,那将过早限制自己的思路。写作的时候,我倾向于去了解自己对于影片的真正的理解和判断,也正是通过写作,缓慢而精确地构造了我对于影片的评论。

问:作为影评人,假如某位电影导演或制片人是您的朋友,这会否影响您的评论?
答:当然,我们可别假装自己是生活在荒漠的圣人。我们所作的每件事情都将影响我们对于电影的看法。比如中午吃过了什么,所看过的上一部影片水准如何,或者在电影节期间一天连续观看四部影片……你无法待在虚空里而保有纯粹的自我,纯粹的批评是不存在的。唯一能做到的,是诚实。我从事电影评论 30年了,我当然交了很多朋友。有时,一位我喜欢的导演拍了一部我不喜欢的影片,对他的影片我有话要说,而要说的不一定是赞美的话。 然后,我们从此不再是朋友了。是的,这是会发生的。

问:我听说,《电影手册》有个守则,“只评论你爱的影片,别浪费篇幅批评那些烂电影。因为你写的恶评也会成为那些烂电影的宣传。”后来我发现那是一次谬述,但,这依然是很有趣的守则。
答: 《电影手册》有名的地方,也包括他们对他们反对的电影,非常粗暴的批评。所以,你听说的守则并不是真的。当然,就公众影响而言,两页恶评可能比两句赞美之词来得更有宣传效果,很简单,因为有些人只看篇幅,却从来不思考。
当我着笔时,我觉得,确切和阐释至关重要。有次,我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刺杀肯尼迪》(Oliver Stone执导)的长篇影评,我不赞同他拍电影的方式,但这种论述,你需要时间和篇幅来阐明。我不能以三言两语来 推翻一部影片。我写了足足两页,不是攻击导演或影片,而是解释为何这样做行不通,解释电影与真实事件的关联,解释它如何偏离了你的期望。我是在与读者分享就电影的观点,分享就影片、角色和叙事的期望,纪以及实和其它的关系。那篇评论非常负面,但这种论述很重要,而不是讨论仅仅个人的喜恶。

问:在上海电影节大师班,与会者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具备深度的电影批评,你如何看待呢?
答:我想,艺术批评和电影批评,是法国传统。18世纪,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曾作为作家评述绘画作品,凭借写作的技巧,试图揭示可从画作中所看到和发现的事情。他落笔颇勤,每月发表一篇评论。其后,是波德莱尔在他的《沙龙》中所撰写的深度艺评。这终促成了作家们在艺评方面的合法性。在其它地区,艺评的合法性则远没那么容易达成。
在中国,批评不属于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但迅猛的变化改变了中国 ,中产阶级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电影的高速发展将会催生更深入的电影批评。那些不看好中国 未来会出现好影评的,正是那些相信中国言论自由不会改善的人们。我是相信情况会快速改善的。
但是,正如如我在大师班所说,一旦你成为了职业影评人,其他人就开始想利用你的影响力,让你成为影评人以外的身份:比如说电影公关希望你成为一个吹捧者,杂志主编希望你提出观影指南,或者借影评之由,让你写电影幕后的事情,让你谈谈某位导演或明星的私生活。在世界上任何国家,要作一个好影评人,永远是一场抗争。

问:随着微电影和微博在中国的兴起,您认为这会否影响电影创作?
答:当然会。一次又一次我们听见“电影已死”的论调。1980年代,当我刚开始成为一名影评人时,那些我最最尊敬的人们(主要是戈达尔)便宣布了电影的死亡。对我来说,这很荒谬,当年我还观赏着很多很好的新电影——包括戈达尔的作品,我不觉得它们将走向死亡,它在改变,电影当然会演变,谢天谢地它在演变。假如停滞不动,它便真的会死亡。而后,随着我对电影史的研究渐渐加深,我开始了解,电影从其诞生之初便被预言死亡,1895年12月28日,电影的初夜,Louis,卢米埃尔兄弟中的一位,表示,“电影是一项没有未来的发明。”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电影的死亡预言。

问:电影是什么?
答:我不知道,但我想,这值得你我一再追问。
当然,“电影”这词本身是有意义的。长达五十甚至六十年的时间里,人们一直讨论——何为电影?我并没有确凿的答案,但我倾向于电影是一种为剧院、为黑暗、为 集体观赏而生的某种视听产品——哪怕我们是在电视机或者电脑上观看它们。电影作品,它也许显得如此华美壮丽,更多地却指向自我消匿。电影是借助可视化手段来将人拽往虚幻的一项隐形的艺术。电视游戏、电视节目、广告、政治宣传皆与“隐匿”无关。 接着,若要决定它是否为影院而生的作品,你需要叩问自己。不能只听信书面的教条,我可以告诉你哪些不是电影。但是,我却不能告诉你电影 是什么。电影是非常私人的经验,每个人只能自己去体会。

撰文 陈翠梅Chuimui Tan,摄影 黎不修 But Sou Lai,编辑  唐卓伟 Duscher Tang

原载于《大都市Numéro》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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