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洋洋”并不只是一部儿童动画那么简单

在熊出没的日子里,喜羊羊也显示出了隐没的趋势。对于当年看美影厂美术片的成年人来说,对于喜羊羊自然足够有资格表示万分的不屑。但是,如今当喜羊羊即将成为时代痕迹,它作为近十年的足以让央视点名批评的流行文化,则别有一番审视的意趣。

喜羊羊的连续剧的成功在于,它是借用了《蓝精灵》的“乌托邦社区和永恒的宿敌”模式,而不是盛行的冒险模式。因为自从美影厂和中国动画在市场改制下,被市场丛林法则冲击得灵气全失以来,中国动画一直缺少形象塑造力。冒险闯关模型对于角色形象、空间设计等的创作需求是巨大的,而视觉形象很难复制,一旦失去惊喜就失去了吸引力。“蓝精灵”模式则很好的限定了角色和空间,让吸引力产生于轻型的戏剧性桥段或者小故事当中。而“故事”则像今年这部贺岁大电影所表达的一样,哪怕重复千百遍,故事的快感依然经久不衰。所谓的“大团圆”、“happy ending”都是如此,好莱坞靠其得以长命百岁。

但喜羊羊的电影版,需要满足“大银幕”、“90分钟”这些电影的硬性指标,则必须去寻找构建相对复杂的“大世界”、“大故事”。于是乎,电影版的喜羊羊明显地捉襟见肘。今年的这部《飞马奇遇记》也是如此,客串主角形象的呆板,场景设计的粗糙这些视觉上的鄙陋且不提了。在叙事上,桥段与桥段间的大量生硬拼贴、挪用,使其整体上显示出一种流媒体时代的草根混搭形态。这对于“大电影”来说显然有些衣不遮体。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今年这部《飞马奇遇记》或许是喜羊羊系列大电影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喜羊羊的电影,一向热衷于植入很多热门词汇,试图取悦陪同孩子观看的年轻家长们。但之前五部的植入都像《唐山大地震》里的剑南春一样,多少很刺眼。尤其是“很傻很天真”之类的更是显得尴尬。不过这次《飞马奇遇记》则相对比较融洽。这大概需要归功于影片中“天马城”的设置结构。

相对于地上的羊村,这种理想小社区,云层中高大上的“天马城”世界则是现实社会理念的投影。这在中国的动画传统中,或许可以梳理出一条“天宫”架构的脉络。六十年代初的《大闹天宫》里,天宫可谓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倒影,充满了魅惑和奇观,但也遍地是限制和等级,与之相抗衡的是自由美丽的花果山,一派体现社会主义优越的气氛;而七十年代末的《哪吒闹海》里天宫是个无用的存在,一个被悬置起来的权力官僚机构,被四大龙王夺权嚣张一气,文革的伤痕和反弹尽显无遗;到了上世纪末的《宝莲灯》,天宫则变得阴森森了无生气,而民间尽是琳琅美景,或许市场的流动性让一切“上层建筑”都显得像是上纲上线的顽固派。

《飞马奇遇记》里的“天宫”则是浮于云中的“天马城”,它与地上的羊村狼堡形成了所谓“屌丝——富二代”,“草根——精英”,“普罗大众——特权阶层”这样的对位结构。也就是说,这次的喜羊羊不再仅仅对现实摘词抄句,而是直接引用了当下的主要“文化落差”。这使得片中的现实指涉不再是“植入”的,而是构成了童话的接地线。对教育、特权、拜金等的轻微嘲讽,至少在荒腔走板的叙事和美学中,展现了正视社会落差的一种态度。

扫看近年来流行的诸多大银幕作品,大多要么民粹、犬儒,要么恋物拜金、贩卖成功学,无不向社会现实环境告降得五体投地。相比之下,被央视批评的喜羊羊反而显得积极从容很多,当那些大人们的电影不再敢说那些不食烟火的理想之梦时,喜羊羊至少在追求一个真实自由的童话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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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觉人

网名本南丹蒂,影评人、策展人、青年电影学者、电影保护修复研究者,任职于上海电影博物馆活动部,亦担任意大利亚非学院顾问,现为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人和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