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26日，时隔十多年后我再次体验久违的骑车旅行。可才一天，我就被甩下了自行车。事故发生在瑞典哥特兰岛（Gotland）北部的法罗岛（Fårö）上，这座小岛位于波罗的海。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在岛上居住了四十余年，1967年他带着丽芙•乌曼（Liv Ullmann）和他们的女儿搬到了这里。我在此参加了第十一届“伯格曼周”（Bergman Week），待了四个晚上。这每年一次的电影节是专为纪念伯格曼的导演生涯而设立的。在三天内我观看了六部短片和一部默片，后者是在伯格曼的私人电影院里观看的。
法罗岛地理位置偏远。从伦敦出发，最快也要搭乘两次班机，转三趟公交，乘一趟火车，坐一趟渡船；如果你到达时天色已晚，当地公交已经收班，你还得打一辆的士。这座小岛占地七十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曼哈顿的大小。这里人口分布稀疏（长期定居居民约有500户）、地形开阔，看上去比实际面积还要大。“伯格曼周”的放映馆路途遥远，步行难以到达，除去距离因素，也没有像样的人行道。由于没有私家车，骑行便成了必要的交通方式。
岛上没有银行，没有邮局，没有医疗服务和警署，网络条件也极为苛刻，事实上无线网络基本是无处可见，以上种种使得这座岛屿与世隔绝到一种极致。一方面，这里形成了一个无干扰的环境，作家的工作效率可能会因此提高到双倍甚至三倍；而另一方面，这里将自由职业记者的日常必需工作——采编、汇报、填报、查询、调查——变成了让人泄气的妄想。离开爱丁堡这些天，好处是，我的效率提升不少，写了三篇关于这座城市举办电影节的独立报导，同时还读完了两本半书，看了两部带来的电影。可从我的住所到伯格曼中心有三公里的骑行距离。由于那里是“伯格曼周”的总部以及附近唯一能够上网的场所，不管我什么时候要递交一份速报，我都得到那里去。
就在伯格曼中心的西边，主干道从西南部的布罗阿（Broa）轮渡港口到东北部的斯盖尔（Skär ）斜穿法罗岛，，与面向西北方通往劳特尔（Lauter）的狭窄小道交会，岛上的教堂就坐落于此。教堂里的部分建筑可追溯到15世纪，但在19世纪它经过了大规模的重建和扩张。现在使用的正门入口是1850年修建的。伯格曼的墓碑坐落于教堂后方墓地的西北角。与伯格曼一同埋葬于此的是伯格曼第五任也就是最后一任妻子英格丽•冯•罗森（Ingrid von Rosen），他们于1971年结婚，直到她1995年去世。每年“伯格曼周”的开幕式都会在教堂举行。
伯格曼的电影常被定义为冰冷的、发人深省的、睿智的，形式上充满哲学性的话痨式自白，体材上是自传式的自我探索。现在看来，那段黄金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时的艺术家作品丰富多样、创意不断，且游走于不同的媒介与题材之间，与此同时还能够保留鲜明的个人特色。就像费里尼以及其他一个两个导演，对于任何初涉电影世界的发烧友来说，伯格曼也许仍然是他们的首选，但我对他或其电影的评价与我在青春期时的评价不太相同——像同时拍摄于1957年的《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和《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 ）这类影片，在其他青少年对周遭的一切都毫不在意的大环境中，慰藉了我渴望探索的心。
我猜测别人也有这种感受。离开前的最后一天，当我驶回渡轮港口去办理返程手续，被问到当今英国人是如何看待伯格曼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应如何作答。也许比起任何与他同时代的导演，伯格曼的名声在影评人眼中太过理所当然；或者，更糟糕的是，有人认为他已经过时了。事实上，如今大多数的人都并不将自己太过严肃地标榜为艺术家，且这一趋势愈演愈烈。除非这些作品被评价为如同是某个历史性时刻或某种政治性想法的危险的事物，他们宁可不直接谈论他们的作品，不在细节上纠结。伯格曼极高的修养没给他带来几个像样的继承人。鲜有人能够提供大量沉重又充满才情的作品，同时又能肆无忌惮地坚持使用风格化的重复和循环式的主题。
怀旧感轻而易举便能产生。伯格曼的电影在今天代表着一类充满想象力但又自恋的电影人阶级，他们的作品多半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而闪闪发光。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六十年代大革命的更替、东欧国家的共产化¬¬——老一代电影人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反映了这些巨大变更。伯格曼电影中的亲密和紧张关系也暴露出了他对政治的冷漠态度，这种精神上的指向性有意或无意识地将自己放置在了垂直一体化电影业的对立面。因此，也许追求一种倾向于极端保守、更纯粹的个人回避似乎也说得过去。。这种冷漠感被更广泛地称为“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或者其变体。明摆着的是，批评家很少以贬斥的口吻使用“犬儒主义”：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小资导演衣钵最明显的继承人，因为这些标签而享受人生。他们成为偶像也只因我们崇拜。
伯格曼自愿地令其才智和兴趣与世隔绝。他在法罗岛上的三个家说明他想摆脱普通生活。从小岛教堂南面出发，小路变得狭窄，你便走到了哈默斯（Hammars），从伯格曼的墓地便能看到这里，而且也是他（与/或其他人）于1965年修建第一所房子的地方。房子本身并不是显眼，也不能轻易到达，因为它的周遭围绕着许多野生植物。他的第二所房子建在哈默斯南面100多米远的森林中。再往南面走，就是丹巴（Dämba），导演翻新了1854年的老房子，它坐落于一座美丽的湖和波罗的海之间。
伯格曼将丹巴的一个谷仓改造成了他的私人电影院。每年的五月到十月之间，伯格曼每天都会在此观看两部电影，也是此原因导致谷仓声名在外。据伯格曼的大女儿莉娜（Lena）估算，她的父亲在这里的观影时间总计有8000多个小时。电影院设有十五个座位，共总三排，每排各五。伯格曼的座位是第一排最右侧那张椅子。观众可以选择其他任意十四个座位。我曾坐在最后一排正中间的座位上观看数字投影莫里兹•斯蒂勒（Mauritz Stiller）的《走向幸福》（Erotikon，1920)。在观看前半部分时我睡着了。
事实上，在来到丹巴之前，我曾为了打发时间,骑车前往法罗半岛最南部的里斯纳斯（Ryssnäs）时，经过此处。直到20世纪末期，里斯纳斯仅仅被当作瑞典海岸训练火炮的场地。2009年始,它成为一个自然保护区，占地只有1平方英里大小。尽管这里大部分土地被松树占据，它也包含一些矮化植被（光秃秃的岩石区域）以及石灰岩地带。
在里斯纳斯东边的海岸线上，人们可以发现一片“英国墓地”，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时期。在那期间，盎格鲁-法国海军在福勒松德（Fårösund）港口建立了一个基地。福勒松德是哥特兰最北部的一个村庄，与法罗岛隔海相望。1854年8月底，福勒松德爆发了霍乱，军队在里斯纳斯建立了两个医务室来治疗受感染的海军。英国人购买了一块土地当做墓地。今天，这片墓地外围绕着铁链，旁边有一幢小屋。有20位海军被埋葬于此。
前一天晚上，我步行前往苏德尔桑（Sudersand）的电影院，那是六十年代伯格曼和他的摄影导演斯文•尼夫基斯特（Sven Nykvist）在法罗岛拍摄时检查每日进度的地方。伯格曼 初次发现法罗岛是在1960年，当时他那精打细算的外景制片劝他舍弃第一选择奥克尼（Orkneys）而选择这里。同年伯格曼在这里拍摄了《犹在镜中》（Through a Glass Darkly），1962年该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在苏德尔桑电影院我观看了电影节的六部短片，它们都亮相于今年年初的“哥德堡国际电影节”（Götebor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所有的短片水准都不低，其中有两部相当出彩。
露维莎•斯仁（Lovisa Sirén’）的开幕片《有力量的猫咪》（Pussy Have the Power）以它那挑逗性的标题拉开了序幕。它添加了许多自由式的饶舌台词，比如，它的歌词包括，“在你的爱液里面洗个澡”。坐在这个半神圣的背景后方，面对着大部分中年和中产阶级观众的后脑勺，我忍不住笑出声来。电影的标题是一首歌的名字，这首歌的制作全是女生，她们唱着电音饶舌。因为一位意见多多的小伙子的介入，这个女性团体感觉受到了威胁。
当这个团体的制作人反对一个小伙子的参与时冲突出现了，“这有违我们的原则。”。另一个答道，“我们的原则是什么？”虽然成员创意满满，但毕竟音乐录音《遛狗人》（Hundvakten）室空间有限，难免催发压力，这部影片是对女性主义抗争时所面对的危险和困难做出最即兴的展示，对当下主流文化的讽刺也许就是吉雅(Khia)最直白的反击：“我的颈，我的背/舔我的阴部舔我的洞。”
卡罗琳•英格瓦尔森（Caroline Ingvarsson）的《遛狗人》（Hundvakten）是一部有趣又感人的短片，它讲述了一位前舞台剧演员拉斯贡纳尔•佩尔森（Lars-Gunnar Persson）充当狗保姆的工作的经历。“你知道，邻居们总是抱怨，那群混蛋，”影片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他的困惑，他十分不解自己的抽烟习惯为什么会惹人讨厌，甚至冒犯他人。事实上，佩尔森总是把错误归咎到他人身上，无论是事业追求还是情感寄托等等，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为自己对生活的选择辩解，但随着影片的深入，孤独所带来的悔恨感不断膨胀。
在影片的尾声，拉斯贡纳尔躺回床上，陪伴他的是从不发问的忠诚的犬类伙伴，听着瑞典歌手爱丽丝•博曼（Alice Boman）悲伤又脆弱、精致又爽朗的歌声。最后的基调是苦乐参半的，正如辞职所带来的感觉一样，让人处在满足和后悔之间。这部电影就是这样。在合适的人手中，佩尔森这种吸引人的自我嘲讽感和天生的愤世嫉俗性格就是很好的纪录片材料，因此《遛狗人》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我在六月份观看的103部电影中的前五名之一。
乔安•斯特加恩•尼尔森（Johannes Stjärne Nilsson）《雨人》（Regn）的观影现场常有笑声。这部影片讲述的是由曾经获奖的莎莉•菲利普斯（Sally Phillips）扮演的一位默默无闻的女人，一天早上一滴雨掉在她的脸上把她惊醒。并且，随着一天的继续，雨水只会落在她的身上。早餐、晨妆、通勤、她在工作时的电脑站以及当晚的一个人的晚餐：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事情都被倾盆大雨所毁坏，而她却以轻耸肩头勇敢面对。这部本可能落得花里胡哨，但中心角色的选择使本片充满清新暧昧的不俗气息，并且一直保持有趣。
但是，与在阿曼达•科内尔（Amanda Kernell）（《天堂》（Paradiset））中扮演角色的年轻演员阿喏沙•穆罕穆德•莫萨（Anosha Mohammed Mosa）相比，菲利普斯算是一位老资历了。在他们的非法移民父亲被捕之后，阿迪拉（莫萨饰演）要照顾她得病的哥哥，她通过武士的技巧和天赋使自己的生活看上去就是平凡的瑞典乡村生活。那浓浓的眉毛、迷人的双眼以及与年龄不符的聪慧，莫萨每一刻都美丽动人,她将顽强和柔弱两面演绎得淋漓尽致，看情势所需随意转换：当一群无所事事的青少年拿着水枪将她哥哥围住时，她紧握双拳冲向人群，一只手的拇指握在外面，另一只手握在里面，准备突出重围营救他。
另外两部都是动画短片。阿萨•桑泽（Åsa Sandzé）的《胎死腹中》（Still Born）很明显是一部关于流产的私人回忆录，虽然题材并没有太多人反对，但它的排片顺序却有些不尽人意——虽然短片本身没有问题，但它紧跟在《遛狗人》后面，使观影房间的气氛变得沉重起来。与桑泽的短片一样，卡罗琳•布罗贝克（Carolina Bröback）的《26号座位》（26D）使用动画来减小影片所带来的冲击，在重现1991年12月27日的空难当日情形的同时陌生化日常意象。在这场空难中，一架北欧航空班机，自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起飞时因冰块击中引擎，不得已采取紧急迫降，结果发生爆炸及双引擎失灵。和与此基调相似（且不算题材相似）的是故事片《与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 ，2007)一样，该片以飞机落地后的影像资料结尾。飞机在着陆时裂成三截，但奇迹般的是乘客全部生还。真实影像观感之逼真与动画片段形成强烈对比，彻底震慑现场观众。旁白说到：“……这确实发生过。”
观影前一天晚上，我第一次乘坐螺旋桨飞机，35分钟从从斯德哥尔摩布罗马机场飞到了哥特兰岛上的维斯比。与我之前乘坐的从盖特威克（Gatwick）到斯德哥尔摩阿兰达那趟顶级舒适的挪威超静音波音787客机相比，这趟班机要稍微颠簸一些。如果上机前看过《26号座位》的话，那么这第二次旅程就有可能让我这种很少担心的乘客也有点焦急了。但我自己的事故，发生在三天后的地面上，在我骑车前往法罗岛最北面的半岛朗哈默斯的旅途中。
骑车便能到达朗哈默斯。你向西边一直前进，走在福里加斯（Friggars）和默尔诺尔（Mölnor）之间，然后向右转，朝着港口，沿着法罗岛的主干道前进。这里的道路很狭窄，就如同通往哈默斯和丹巴的道路一样，而且路上几乎没一个行人，四周一片寂静，放佛能够听到自己内心深处无声的孤独呐喊：滚轮的咔擦声，齿轮的换挡声，链条的旋转声，还能听到森林里一只心有戚戚焉的鸽子发出的孤独绝望叫声，在你身处困境时用它那微弱的回音来支持你。
虽然在之前几天丹巴和里斯纳斯的南部的短旅过后，酸痛的大腿已经非常疲倦，但意识到这种孤独感并被其所抚慰后，在前往朗哈默斯的路上，我深受鼓舞：路的两边是开阔的平原，呼吸的是凉爽清新的空气，而且满怀着希望能够看到喀斯特地形：那是自然腐蚀形成的巨石结构，在这一带是极为独特的景象，可追朔到冰河世纪。
伯格曼在朗哈默斯拍摄了《犹在镜中》。驱使他来到这个苍凉、如画景点的，除了它本身苍凉之美之外，就是它令人毛骨悚然的特质了。关于这一点，在我接近《羞耻》(Shame ，1968)结尾处主角们逃离战争的那个海滩上时得到了确认。这不仅仅是令人毛骨悚然，而是真实的恐惧感。很难描述和记录这种在那个刹那永恒瞬间的即时感，因为那个难以置信的、只有在电影中才会存在的情节闯入了你的世界，因此我尽量言简意赅。
这种恐惧感来自于天空中。几小时后当我了解到，“伯格曼周”时逢海鸟筑巢季，朗哈默斯上空的海鸟们对我无意之中闯入它们领地的行为表示抗议。现在很难说当时我是否听到了它们的叫喊声，那声音非常清晰，好比一个人近距离听到另一个人在他的耳畔发声；或者是否首先看到了它们的影子。也许这两者同时发生了，使我瞬间产生警惕：在我脚下出现了十分罕见的巨大阴影，它发出的声音异常清晰。我感觉一阵风扫过我的脖子和头部，仿似你在空中挥舞网球拍时感到甚至听到的那样。阴影呼啸而过，叫声响彻天际。所有这一切在同一时间发生，我继续骑车朝海滩前行时很快地意识到，那些很有敌意的生物似乎锁定我了。我感觉有东西好像在啄我的脑袋。
我惊慌失措，晕头转向。我的四肢已经不协调了。突然，砰的一声，自行车朝一侧滑去，撞到了甲板，一切太难以置信，我忍不住大声咒骂。倒下的瞬间，我像遭人攻击那样不自觉地护住了头部，并且试图快速弄清现状——我仍犹疑着、咒骂着，并且因震惊和尴尬而不停地颤抖，对任何“户外活动”都感到完全泄气。作为回应，我摔下车后海鸟们似乎对我失去了兴趣，但那时混乱的状况实在难以消化。它们数量众多，尽管我不太记得当时是否敢抬头看，它们似乎也没有组团进攻或有明确的攻击目标，但确实仗着彼此的兽性而猖狂了起来。
我稀里糊涂又滑稽可笑，可更难过的是一条腿上膝盖处的污泥。我的担忧理所当然地转移到了装载我笔记本电脑的书包上，它刚才从我的自行车前面的篮子里飞了出来。直到我扶正这辆(租来的)自行车，意识到它的把手已经向右边扭转到了前轮时，我才开始真的感到害怕。所有这一切都非我所愿，每一刻都充满了对这个世界无意义、无目的的愤怒：我愤怒于我居然骑着辆自行车开始旅行；我竟然因为得行走数十里才能到达最近的网络连接点而随身带了我最重要的笔记本电脑；我刚刚感受到置身于世界如此北端那单纯的快乐，已经被惨淡的南部景观所取代了。
之后的大约半小时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我不想继续向朗哈默斯前进，虽说原路返回实在让人很有挫败感，我随便包扎了一下血淋淋的膝盖，考虑着是否应该放弃沿着西北海岸的喀斯特地形行继续骑下去的打算，最后我抵抗住了刺激探险的巨大诱惑，毅然转身折回。实在心力交瘁，我举手投降。于是开始沿原路返回——原本的计划是骑车环绕一圈——我渴望室内的舒适：好吃的披萨饼，人与人的交流，以及舒适安稳的床。
我渡过了难关。笔记本没事。最大的损伤就是我的裤子，所幸我把它改成了短裤，及时阻止了它“英年早逝”的悲剧。我将它命名为我的“长哈默斯”——尽管也许“短哈默斯”会更合适。以下的照片用的是自动定时器拍摄的，地点在朗哈默斯自然保护区的边缘，时间就在故事发生前的半小时。
2014年7月1日
以上所有法罗岛照片均归作者所属
｜译者：二道贩子 校对：Feather @迷影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