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德莱耶一家
1890年8月27日下午6点多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 卡纳布罗巷5号印刷匠德莱耶的家中
一个不太宽敞的小公寓，入门右边立着一个小火炉，左边墙上挂着一个老式挂钟；挂钟边摆着一张搁放糕点的小桌子，桌子正中间立着一个小香炉模样的铜器，墙壁上挂着一个瓷盘和一副风景油画；这是临街窗户边的墙壁。一个摆放着整齐玻璃杯自的小橱柜立在窗户边的凹角里。女儿沃尔宝(Volborg Dreyer)时常靠在这里从窗户里招呼下班回家的父亲。今天也不例外，德莱耶走进大门前就在街道上举起手中的报纸向窗前的她招手示意。
等他推门走进房间的时候，饭桌上已经摆好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德莱耶吻了下微笑着迎上来的女儿，将外套交给了她，自己走到两折小屏风边的四人饭桌上坐了下来，开始浏览今天的Berlingske Tidende报纸。公寓虽小，但是经过妻子玛丽叶的精心打理下温馨十足。“我其实没有什么不满足的。”自己热爱的印刷工作、一个出生于大城市的漂亮妻子——尽管娶她的时候她已经有了一个四岁的女儿、一个小而温馨备受同事艳羡的小公寓，其实自己真不应该还有什么不知足的。但是德莱耶知道自己缺了什么，那就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这本是个难言之隐，结婚四年了玛丽叶一直没有怀孕，而最后他发现是他自己的原因！去年他已经申请将妻子女儿沃尔宝改为自己的姓，但是这依旧无法弥补他内心的遗憾：一个属于自己的儿子！他曾经为此和妻子玛丽叶谈过几次，玛丽叶并没有表示反对，但是她提出了要换一个大房子的要求。确实也是，如果多一口人的话，这套公寓也就显小了。
他开始翻阅报纸，厨房里飘出玛丽叶正在操忙的晚餐的香味。今天德莱耶关注的依旧还是领养孩子的广告。还真不负苦心人，报纸广告页面一段显眼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穷人家的女孩要将一个差不多两岁的健康小男孩送人。他一阵欣喜，“玛丽叶，玛丽叶”，他冲着厨房叫到。玛丽叶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了，应声跑出厨房。“你看，这里有个小男孩需要被领养。我们马上喝她联系！”玛丽叶接过德莱耶递过来的报纸，顺着他的手指看着那段广告，脸上没有任何欣喜的表情。本来就是，再领养一个孩子对她来说毫无意义。但她作为妻子还是能够明了德莱耶的感受。自己未婚先孕给他带来的女儿已经让他有些难堪，他无法生育的难言之隐又让别人在他背后多了些指指点点；还有就是尽管女儿沃尔宝和他情同亲生，但德莱耶希望能够领养一个男孩来求得他心理平衡这点也能够理解，这也是她决定支持他去领养儿子的原因所在。
“报纸上还说可以先寄信过去看下照片。我们可以先看下照片。”德莱耶已经兴冲冲得让沃尔宝拿来笔纸开始写信给报社了……
之后发生的事情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不管对小卡尔的生母约瑟芬妮还是印刷匠德莱耶来说，领养过程都非常顺利。在卡尔•尼尔松两岁的时候，他被养父母带到教堂接受了洗礼，正式将名字改成了小卡尔•西奥多•德莱耶（将原姓Karl中的”K”改成了”C”）。小德莱耶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父母和家庭。但是从他成为德莱耶家庭一员开始，并不意味着他就真正开始拥有属于家庭的温暖。第四者小德莱耶的到来之初就预示着为这个原本在血缘关系上有些复杂的家庭带来一种充满紧张敌意的气氛。对于身陷其中的小德莱耶来说，生命之初两年经受的心理创伤以及在这个最终归属家庭中的明争暗斗从此给他心理造成了强烈的难以抹灭的负面影响。
如果当时养父母能够尝试去理解他，或者真心想要避免减少那些冲突造成的影响，他们应该会在最初就表现出一种更为弹性和更为亲和的教育沟通方式，但是不管是印刷匠德莱耶还是他的妻子玛丽叶，显然到最后都选择了放弃。养父德莱耶不再尝试用父爱去温暖关怀这个顽固不化的儿子，而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自行车俱乐部的各项活动中，并且靠参与当时热火朝天的政治社会运动来慰藉自己。而作为负责小德莱耶生活起居的养母玛丽叶，也从来没有想通所有这些似乎不该由她来承担的罪过来自何处。至少在物质生活方面，玛丽叶都是小德莱耶一个尽职尽责的母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玛丽叶在他年幼时候在物质生活方面对他的照顾和关爱才让他度过了1891年和1892年之间那场西班牙流感肆虐的困难时期，并且让他拥有活至79岁高龄的健康身体。但是当我们谈及小德莱耶和养母玛丽叶之间的感情时，那似乎又是另外一幅场景。
1901年3月的一个中午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 法莱德瑞克堡区奥尔加皇后路一座房子的二楼 印刷匠德莱耶的家中
门开了，小德莱耶探头进来扫了下房间。没有人，这个时间应该是没有人在家的，沃尔宝还没有放学；养母玛丽叶每个星期的这个下午会约好这座公寓里其他年轻母亲去逛街；而养父，自然是在上班，要不就在自行车俱乐部忙着。“进来吧”，他挺直身子，推开了门，朝身后招了招手。一个小男孩尾随他走进了房间，他叫马汀•安徒生（Martin Andersen），小德莱耶的同班同学。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带马汀回家了，他不知道养父母知道之后会如何，他们应该也不会知道。
“坐吧，我们还是喝咖啡？！”小德莱耶将马汀迎进了厨房，让马汀在饭桌边坐了下来。他移过一张椅子倒壁橱边，站在上面取下了储放咖啡豆的罐子。他将咖啡豆倒在盘子里，放进了烤箱。在等待咖啡的过程中，他们兴奋得谈论着今天在街上看到的商场里摆出来的那个有只大耳朵的留声机。没有多长时间，小德莱耶将烤箱里的咖啡豆端出来，用摆在厨房桌子上的小鼓槌碾磨了几下，然后将咖啡末倒在杯子里，冲好开水。两个人小心翼翼得将被子移到自己面前。
“对了，去你房间玩吧，一起玩你的玩具。你还从来没有带去去过你自己的房间。”“不行，我们一会就要走了。”刚才还眉飞色舞谈论留声机的小德莱耶脸色顿时显得不太自然。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距离沃尔宝放学还有些时间，来得及喝完咖啡。马汀不再坚持了，他们很快就其他话题展开了讨论，谈论间隙不时泯口手中的热咖啡。反正马汀也不感到奇怪，因为他是德莱耶唯一一个带回过家的同学。而且他知道班级里的同学一直对德莱耶竟然从来没有举办过生日邀请会感到不可理解。挂在班级墙报上的纸将每个人的生日都填好了，但是没有人记得他的，因为他从来没有邀请过其他人。至于前几次跟德莱耶到家里，也就是这么安静得坐着讨论而已，完全不像马汀自己带小孩子回家，可以肆意得在他房间里折腾胡闹。
“你快点喝，只有5分钟了，我还要收拾呢。”小德莱耶突然显得紧张起来，在他们回来之前就要收拾好，不能有蛛丝马迹让他们察觉我带人回家了。马汀匆忙得放下了杯子，拿上自己的东西，开了门连走带跑得下了楼梯出门。小德莱耶站起来，将杯子清洗擦拭干净，将所有东西摆回原处。走出厨房前他再次环顾了下，他们应该看不出来了，他自我安慰了一句，提起搁在门边的书包，走进了自己的小卧室。
这个场景是几十年后德莱耶的小学同学马汀•安徒生讲述的。事隔这么多年，马汀依旧无法忘记当时那种强烈的感受：德莱耶并没有将自己看成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倒更像是一个寄宿者。被德莱耶夫妇收养之日开始，养母玛丽叶从来没有为小德莱耶提供过一个安静的童年生活。作为出生于城市劳动阶层的妇女，她对于安身立命的房子的虚荣心从来没有满足过。从1890年到1904年的十几年时间里，德莱耶一家至少搬过六次家，而每次搬家几乎都是因为玛丽叶对于房子的欲望又更为膨胀了一些。他们在哥本哈根不同的区域间流动着，直到1904年德莱耶在妻子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找到了令她心满意足的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其中最令玛丽叶满意的就是那个她向往已久的厅，她可以在此宴客喝茶。这在当时是个上流社会生活品质的象征。而小德莱耶也最终在这个公寓的小阁楼里找到自己平静栖身的片足之地。在他多年后写的为自传准备的那些注解中曾经提到那个时候的事情，他说当时最让他感到平静的是独自一个人在阁楼里指挥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乐队演奏。而在不停迁徙搬家的十几年里，小德莱耶也从来没有结交过什么朋友。玛丽叶的欲望之旅延续了小德莱耶初生两年里的迁徙变更造成的不安定的心理阴影，也让他再也无法对任何一个地方产生家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或许，从他出生开始就注定是一个游民，不管是居所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玛丽叶•德莱耶应该尝试过用一种温暖和关爱的方式以求得小德莱耶的回报，但是很显然不幸的是她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错误的方式，这个错误也是德莱耶一辈子不能原谅她的。那就是她尝试着在小德莱耶面前通过诋毁他亲身母亲的做法来让小德莱耶抛弃过去，从而接受她对他的这份母爱。现在作为第三者的身份重新回顾这件事情，或许我们能够理解玛丽叶这么做的原因。因为她和小德莱耶的亲身母亲有着相似的境遇：她们都未婚先孕，都被男人欺骗过；但是在玛丽叶勇敢地生下自己的女儿并且独自抚养她，最终赢得了一个男人的爱情建立自己的家庭的同时，约瑟芬妮却因为无法面对世俗的力量选择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陌生人抚养。正因为如此，玛丽叶相信自己有蔑视约瑟芬妮足够的理由。她试图向小德莱耶数落他亲身母亲的种种不屑，灌输对他亲身母亲的蔑视最终迎来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在小德莱耶的心中，从此过早地在他和玛丽叶之间划下了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玛丽叶自始至终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她和小德莱耶之间横亘着一道如此强硬的力量阻挡着德莱耶敞开心胸来接受她的母爱，其实归根结底原因却在于她自身。她越是努力地用这种方式去争夺小德莱耶的爱，小德莱耶心中对她的仇恨就越深。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位伟大的电影导演的生命历程中重新找到这种人性间相似的仇恨，这种仇恨不仅影响了他之后的生活，也体现在他的电影作品中。
在我们尝试着追寻德莱耶早期生活经历时，我们所能发现和挖掘的或许并不全部是真实的。不过一个有趣的发现是，自称为信奉路德教的清教徒印刷匠德莱耶一家几乎从来没有参加过教堂的礼拜活动，除了唯一一次需要给小德莱耶在教会登记名字的时候。他们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他们根本就轻视这种“迷信”。与此相反印刷工人德莱耶是当时代表新兴劳动阶层的社会民主党的骨干分子，他曾经为一家宣传社会主义左倾思想的报社工作了8年，并且在此期间积极参与工会活动，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还是哥本哈根印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因此他总是被人称做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而他自己也以此为傲。作为当时新兴的自行车俱乐部主席，他热心于为会员们安排各种活动。他的妻子玛丽叶和他一样也是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两个人都还醉心于新事物和新思想，对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政治斗争和国际劳工运动持同情和支持态度；而且也都热爱当时的新技术，比如自行车和照相技术等等。小德莱耶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除了在德莱耶家生活的十几年时间里他内心无尽的孤独和缺乏关爱的痛苦之外，另一方面，德莱耶夫妇对于新鲜事物和新思想的热衷也潜移默化得影响了他，事实上也正是后者将他最终引导选择了电影事业。
（未完待续…..）
链接阅读：
卡尔•西奥多•德莱耶的童年（一）：母亲约瑟芬妮•尼尔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