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nie: ★★★★☆☆
女性电影”常被分为两大类：一是根据消费对象而言，即针对女性观众的电影，此种影片多是以满足女性情感发泄为要求的通俗剧；另一种则是“由女性指导、以女性话题为创作视角的并且带有明确女性意识的电影、录像、以及多媒体实验作品”。从这一角度来讲，影片《时时刻刻》（The Hours,2002）也许应当归于后者。
影片《时时刻刻》根据美国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的同名小说改编，描述的是三个女人一天中的故事，她们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却都同样渴求着更有意义的生活：1923年的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正在里士满休养，同时构思自己的长篇小说《达洛维太太》；劳拉•布朗，一个生活在50年代初美国洛杉矶的家庭主妇，正在阅读《达洛维太太》，这本书使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克拉丽莎•沃恩，现代版的达洛维太太，居住在2001年的纽约，这一天她正准备为她的前情人理查德——一个因患有艾滋病而濒死的诗人举办一场聚会。除了各自的恐惧与渴望，将她们联系起来的还有同一个名字：达洛维太太。
与小说《时时刻刻》紧密相关的是由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写于1925年的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达洛维太太》(Mrs. Dalloway)，而“时时刻刻”正是这部小说时最初使用的名字。伍尔夫试图用“女人的生活就在一天，一天就是她的一生”这一概念、以间接内心独白的方式来诠释女性不得不面对的双重窘境，即外在生活的平庸碌碌与内心生活的困惑痛苦。
弗吉尼亚·伍尔夫
弗吉尼亚·伍尔夫所处的时代，正值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末期（1840-1925）。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原名弗吉尼亚·斯蒂芬，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在小说创作和文学评论两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她是世界三大意识流作家之一，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学、女性主义及同性恋运动影响。
影片中的弗吉尼亚，其社会身份是作家（《达洛维太太》的作者），而家庭身份则是妻子与女主人。她的创作不被理解，并因此遭到了作为“当时社会普遍观点发言人”的女仆的指责：“你只专心于写作，从来都不告诉我应该做些什么。”——不能打理好家中事物的女主人是不称职的；
弗吉尼亚的丈夫伦纳德可以说是她生活上的伴侣与精神上的依靠。伦纳德关心她的饮食起居，理解她的创作活动。然而他却根本无法体会弗吉尼亚渴望自由、渴望“燃烧生命”的愿望。车站一段与丈夫的对话，是弗吉尼亚一次彻底地爆发：“我一直在忍受这种监视，我一直在忍受这种牢狱，我走到哪儿都被医生包围，他们告诉我什么才是对我好，他们不知道，他们并不了解我……我的生命被别人夺走，我并不想住在这个地方，我也不想过这种生活……如果我想清楚我就会说，我一个人在黑暗中独自挣扎，只有我才知道，只有我才能了解我的状况……我选择不过郊区的宁静生活，而是大都市强烈的震撼，这是我的选择，就算最无助、最可怜的病人也有权决定自己要过什么生活，她用这种方法表达人性。我也希望我在这种环境很快乐，但是要我选择留下来或死亡，我选择死亡。” 在弗吉尼亚忍受自身精神疾病折磨的时候，伦纳德能给出的解决方案便是遵从医嘱、让她在小镇上的静养，而这一点恰恰正是弗吉尼亚所痛恨的囚犯般的生活。她渴望自由，渴望回到伦敦的喧嚣生活中去，然而却事与愿违——影片此处正揭示出男女两性之间无法沟通的问题。
弗吉尼亚的姐姐凡妮莎是一位女画家，与弗吉尼亚一样都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核心成员，然而在影片中，凡妮莎却作为与弗吉尼亚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出现，即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形象：她陪孩子们玩耍、谈论家庭琐事、着急赶回去为丈夫准备聚会。在与凡妮莎告别的时刻，弗吉尼亚几乎是强迫性的亲吻了她，这一出乎意料的举动使得凡妮莎慌乱不已。弗吉尼亚的吻，是希望能够寻求认同的一种表达方式，希望能够得到同为女性的、最为亲近的姐姐的理解与支持。“说话啊，你觉得我看来好多了？……你想，有一天我能逃出来吗？”弗吉尼亚渴望逃离这种困兽般的日子，而此时凡妮莎却逃开了她。
劳拉·布朗
劳拉·布朗所处的时代正值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大批受过教育的女性再次留守家庭，沉溺于衣食无虞、生活安逸的“美国梦”之中。然而她们却常常被一种“不可名状的困惑”所累，心中充满了烦躁感和无意义感。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她的著作《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中指出，这种“不可名状的困惑”来源于深深的失落感以及自我实现感的缺乏。
劳拉正是这类已经享有了选举权、受教育权并且能够自由就业后、反而回归家庭的女性中的一员。作为一名没有社会身份的家庭主妇，她全部生活的中心就是她的丈夫和孩子。
劳拉的丈夫丹是二战归来的英雄，他为劳拉提供了富裕的物质生活，并给予其全心全意的爱，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好丈夫。然而丹的爱并不能弥补劳拉精神深处的空虚与失落感。邻居基蒂一语道出问题所在：“你有别的优点，丹那么爱你他也不会注意。你做什么他都会说很棒。”可以看出，劳拉被丈夫当成了一个捧在手心里的洋娃娃，一种他人生活中类似装饰品般的存在；而同时劳拉对于自身价值的定位也是模糊不清的，她对基蒂说：“他们打完仗回家，这是他们应得的……不知道，我想是我们吧，还有这一切（物质生活）。”此处她将自己不自觉地“物化”，将自己当成是非独立的、不是与男人平等的“人”来看待。
女邻居基蒂的形象与劳拉截然相反，她浓妆艳抹、衣着暴露。同时在其身上也概括性的反映出了作为女性的痛苦：首先，是她的无法生育。普遍的社会观念中，如果一位女性无法孕育下一代，就会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甚至无法被看作是“真正的女人”。表面上基蒂与其丈夫的生活和谐美满，但其内心深处却为因无法生育而带来的不可名状的痛苦所折磨。其次，在基蒂忍受内心痛苦的同时，还要遭受来自身体上的病痛，即她的子宫中长了一个瘤。子宫是女性特有的器官，因此这里展现的是女性特有的病痛。最后，当基蒂需要住院做手术的时候，她心里惦念的仍是自己的丈夫，担心着他的“脆弱”——为他人（男人）而活的生存观念，同样是女性痛苦的来源之一。无法将自身从社会的传统观念以及由此种社会观念而在脑中形成的相应的固有观念中解放出来，是女性无法摆脱从属地位、无法获得真正解放的根源所在。
克拉丽莎
世纪之交，社会弥漫着不安、迷茫、消极的情绪。同性恋、艾滋病等问题已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世纪话题。
克拉丽莎是一名编辑，由于名字的相同与处境的相似，她被理查德——她的前情人称为“达洛维太太”。克拉丽莎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房子，她与同性情人萨莉生活在一起将近十年，而女儿则是通过人工授精的方法孕育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克拉丽莎是一个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如果说弗吉尼亚和劳拉的同性或双性情结还都是一种潜意识的倾向，是为了寻求同性之间相互理解与支持的渴望的话，那么克拉丽莎与萨莉公开的女同性恋身份就走得更远了。
理查德，一个患有艾滋病——七十年代性解放后果的承担者——的诗人，一个被克拉丽莎照顾多年的病人。由于幼年时母亲的出走，使得克拉丽莎在他的生活中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然而理查德却清楚地意识到，他和克拉丽莎之间这种长期的照顾与被照顾的关系使得两人的生活都被禁锢住了：“我活着只是为了满足你……我的生命要你来决定，是吗？……你照顾我有多久了？你来我家看我有几年了？你自己的生活呢？我死了你就得面对你的人生，到时你该怎么逃避？”
影片中，克拉丽莎曾先后四次对不同的人讲述了她年轻时与理查德的交往，那个美好的清晨。这种对于往昔的念念不忘，使得她无法摆脱“达洛维太太”这一角色的处境。事实上，克拉丽莎也被这种关系所困扰，而理查德的话深深戳痛了她。“为什么一切都不对？……他的眼光好像在说：你的生命微不足道，你也微不足道，只会开派对、安排行程，都是些琐事。”这段话正是克拉丽莎经过不自觉的审视自己后得出的结论，她终于承认自己生活中的空虚与束缚。而作为与克拉丽莎相对应的路易斯——理查德的前同性情人——便活得更轻松与洒脱：“我离开他的那一天，搭火车横跨欧洲，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感到自由。”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什么是自己需要的自由后，便舍弃下不必要的负累去追寻——克拉丽莎没有如此觉悟，这便是她痛苦的根源所在。
死亡
影片《时时刻刻》充满了死亡的气氛，几位女主人公之间也发生了几次关于死亡的超越时空的对话。例如，当弗吉尼亚思考着书中人物命运的时候，“她会死，她一定会死，我要让她死，就这样，她会自杀，她会因为一件小事自杀”，镜头切换，劳拉正因为不成功的蛋糕而感到失落沮丧。
劳拉送走了基蒂之后，本已产生“兔死狐悲”的伤感，而儿子里奇对她的观察更使得她心烦意乱，一种无法再继续压抑下去的虚无感一触即发。当弗吉尼亚看着死去小鸟的眼睛的时候，镜头的切换使得她仿佛在与劳拉对视一般。“死亡是可能的。”受到《达洛维太太》的启发，劳拉试图以死来获得解脱。当劳拉躺在旅馆的床上、准备服用安眠药之时，弗尼吉亚正在思考小说中“死之于生”的问题。此时意念中涌出的水吞没了劳拉，“我本来要杀死女主角，但是我改变主意了”，弗尼吉亚说话的同时，潮水退下，劳拉决定要为了腹中的小生命而活下去。
作为诗人的理查德的死，更与弗吉尼亚在《达洛维太太》中所安排的诗人之死形成了相应的关照。夜晚，弗尼吉亚与伦纳德讨论她的小说。伦纳德问为什么有人要死去？弗吉尼亚回答：“这样才能让其他人更珍惜生命，这是一种对比。”伦纳德继续问谁会死，“那个诗人会死、那个先知。” 然后，理查德同《达洛维太太》一书中的塞普蒂莫斯一样，在爱人面前回忆着往昔的幸福时光，接着以坠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正如塞普蒂莫斯的死帮助了小说中的达洛维太太重新认识了自己那样，理查德的死也使得克拉丽莎能够去发现自己的价值，然后重新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影片最后，年迈的劳拉——理查德的母亲出现了。在她与克拉丽莎的对话中得知，她在生完第二个孩子后便离家出走，在加拿大的一家图书馆找到了工作。后来她的家人相继死去，如今她已孑然一身。“如果，我能说我很后悔就好了，那就比较好过。但是这代表什么？在你别无选择的时候，后悔又代表什么？”如果能够感到后悔，那么心中对于家人的负罪感就会相对减轻，但是劳拉对于出走的决定并没有感到后悔，是因为她肯定，如果继续留在那个家里她便会死去，而通过“出走”这种方式她却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照应弗吉尼亚的死，虽然她表面上是为了让伦纳德可以更自由的生活，而深层则揭示出一种“生命不能燃烧，生命就熄灭”的意向。
《时时刻刻》中的男性，都是些善良、温文尔雅的形象，这使得此部电影不再是仅仅反映女性的反抗与自我解放的主题，它更关注的是当女性一步步获得个体独立的同时，如何克服自我认同过程中产生的焦虑与迷茫的问题。弗吉尼亚、劳拉和克拉丽莎三个人都并不缺乏爱，然而当个体寻求到独立之后，却难以同时寻求到精神上的准确定位，固有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她们的压抑不再来自男性的威胁，而更多的是来自于自我困惑以及与男性空间割裂后的孤独感”。
值得注意的是，《时时刻刻》虽然是一部以女性话题为创作视角、并且带有明确女性意识的影片，但是从其原著小说的作者、到电影的编剧和导演无一例外的都是男性。因此在拍摄过程中是否渗入了男性对于女性的某些主观认知，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毕竟在两性完全达成沟通与体谅之间，横亘着一条深深的沟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