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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马克·卡曾斯(Mark Cousins), 2017 ©IFFR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爱上什么。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对纪录片毫无兴趣,甚至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词。我知道看的电影录像带(《星球大战》啦,《油脂》啦),还有恐怖片)以及电视上放的希区柯克的那些电影,都是有导演拍的,电影里面有情绪,也有风格。但我以为非虚构的电影都是没有导演的,就像小河流入大海一样流进了一个小屏幕。对我来说,那似乎太日常化、太个人化、太无聊了。

而现在,我绝对爱上了纪录片。它让我觉得充满活力,也让我保持警觉。我怎么会迷上了呢?过去这40年来,非虚构电影发生了什么?

我从1988年开始导演纪录片。当时我二十出头,有了一个想法,把这个想法发给了“第四频道”(Channel 4),然后就成为了负责人。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早期的短片中,但当我在剪辑室里看我的样片时,我觉得“那不是真实存在的”,我觉得自己的样片缺少了一些东西。我在那些样片身上没有看到真实的东西,也找不到电影的存在。

我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从来没有自大过,所以我没有想过自己会拍出什么电影,更没有想过要拍出什么好的电影,但当我看了第一条样片后,我恍然大悟,原来纪录片并不是像河流一样一帆风顺的。不仅如此,我还意识到,我并不适合这个行业的工作方式。我的团队相当大,搞设备和技术的都是男人。他们大部分人都很好,但有一种“男孩玩弄自己心爱的玩具”的感觉,让我很害怕。我觉得自己压力很大。

左:汉弗莱·詹宁斯(Humphrey Jennings)

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要么更加封闭自己,要么尝试打开自己,而我是后者。我在一部关于戈尔巴乔夫的纪录片中担任副导演【1990年的《亲爱的戈尔巴乔夫先生》(Dear Mr. Gorbachev ),由伟大的英国导演麦克·格里斯比(Mike Grigsby)执导】。格里斯比有一种独特的电影声音或风格——长镜头,没有采访,配乐中夹杂着电台广播等等。声音很美,就像汉弗莱·詹宁斯(Humphrey Jennings)的那些极具诗意的英国电影。多么好听啊,但不是我的声音。

后来我看了日本纪录片《前进,神军!》,就像一场充满创意的地震。詹宁斯和格里斯比的电影是超脱的、温柔的、让人产生联想的,而这部片子讲述的是一个士兵殴打老人的故事,因为这些老人或者他们认识的人,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杀了这个士兵的战友甚至吃了他们。我喜欢这部电影的无礼,喜欢它的愤怒,喜欢它模棱两可的道德权威,于是我有了一个想法。我和另一位年轻的导演马克·福雷斯特(Mark Forrest)一起,导演了《另一个火车之旅》(Another Journey By Train),这是一部关于否认大屠杀的电影,我们带着年轻的新纳粹分子去了奥斯维辛,向他们展示了杀人的毒气室。这部影片产生了影响,在第四频道播出之前就出现在英国各地的海报上,引起了轰动。

我喜欢这种争议,喜欢这种愤怒,但我也喜欢詹宁斯的诗意。也许我的电影声音可以是“愤怒的诗意”?

大概那个时候起,我就去深入探索了这个问题,因为正好有机会我成为了导演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acdonald)的著作《想象真实:关于纪录片》(Imagining Reality: The Faber Book Of Documentary)的编辑。这本书并没有关注任何关于非虚构电影的常规理论的东西。作为一个新兴的电影人,我们用这本书来问一些创造性的问题——如何讲好一个纪录片故事?有什么好的技巧?不久之后,我成为了爱丁堡国际电影节的导演,并在其50周年之际,决定回顾展应该是“纪录片史上的伟大时刻”。有汉弗莱·詹宁斯,当然还有《前进,神军!》。当年回顾展中只有一位女导演,芭芭拉·卡颇(Barbara Kopple),她凭借《美国哈兰县》(Harlan County)获得了她的第一座奥斯卡奖。意识到回顾展中的女导演这么少,于是我从1997年起,开始发掘女性导演。

芭芭拉·卡颇(Barbara Kopple), 1975

随后,我又迎来了人生中另一个关于纪录片的转折点,进入了爱上纪录片的另一个阶段。事情发生在我看到苏格兰导演玛格丽特·泰特(Margaret Tait)的短片《可爱的母亲》(A Portrait Of Ga)时,那是一部5分钟的16毫米母亲肖像短片。它没有气势汹汹的日本兵,没有新纳粹,但它在我看来是那么的纯粹,那么的完美。我们看到泰特的母亲在户外,在奥克尼的风中,穿着结实的大衣和鞋子,吃着一块化了的糖果。而这是泰特自己拍的,没有摄制组,没有时间表,没有男人们对设备的迷恋,只有她一个人。

哇,电影制作可以是一个人的事情,我可以自己拍我的电影,对于我这样一个独来独往的内向的人来说,《可爱的母亲》让我感觉到了自由和创造力。而且,我意识到,影片是关于爱的。许多伟大的作品都是对社会的攻击,而且——我在工人家庭长大,经历过三次战争——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一些问题。我喜欢那些攻击性的作品,也拍过一些,但泰特的电影是一种艺术性的崇拜,是对平淡无奇日常的一封情书。

对平淡无奇日常的一封情书!这个想法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当新的千年到来时,它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好像人生开启了两条并行的轨道,一个是在纪录片行业的大世界里,另一个是在我自己不断发展的小世界里。

在纪录片行业的大世界里,纪录片一直以来都与更有商业收益的虚构电影世界关系不大,但从90年代开始逐渐崭露头角。诸如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的《乐士浮生录》(Buena Vista Social Club)、阿莱克·凯西西恩(Alek Keshishian)的《与麦当娜同床》(Madonna: Truth or Dare)、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科伦拜校园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和《华氏119》(Fahrenheit 11/9)等影片成为了纪录片主流。而我们很多人都从这股新兴的浪潮中受益。

《电影史话》(The Story Of Film: An Odyssey)

而在我自己的小世界里,我成为了自己的摄影师。我在伊拉克拍摄了《第一部电影》(The First Movie),后来到世界各地取景拍摄《电影史话》(The Story Of Film: An Odyssey)。我喜欢这两部电影,喜欢取景,喜欢选择镜头。当我对拍片的热爱更浓厚时,我就把网撒得更广。我沉浸在亚历山大·索科洛夫(Aleksandr Sokurov)的影片中,还有皮尔乔·汗卡萨罗(Pirjo Honkasalo)的《三个忧郁的房间》(The 3 Rooms of Melancholia),关于在车臣战争中受影响的孩子们。我曾在谢菲尔德纪录片电影节上担任客座节目制作人,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展示了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典日本作品。每一次都让我增长了知识,也让我对纪录片的电影性有了更多的感触。

就像一棵树一样,爱也是要经过多年的生长和分枝的。我旅行得越多,越是意识到纪录片不仅是我的旅伴,也是我当初上路的原因之一。我从苏格兰驱车到印度,回想起来,那是一种像纪录片一样的冲动——远离中心、躁动不安、永远饥饿。

随着纪录片的主流化、我不断发展的电影风格(愤怒的诗意、乞讨式的)以及我作为一个电影人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意味着戛纳电影节开始接受我的电影【《儿童电影史话》(A Story Of Children And Film)、《奥逊·威尔斯的眼睛》(The Eyes of Orson Welles)】,然后威尼斯、多伦多、柏林和其它许多电影节也都接受了我的电影。那让我提升了自信,也给了我一些权力,我一直在尝试明智地使用这种权力。

《女性电影人:一部贯穿电影史的新公路影片》(Women Make Film: A New Road Movie Through Cinema)海报

比如说,十年前,我不可能拍一部长达14个小时的纪录片,讲述许多被遗忘在电影史上的女性电影人,即使现在也很难。我最新的电影《女性电影人:一部贯穿电影史的新公路影片》(Women Make Film: A New Road Movie Through Cinema)是在没有电视和电影机构的资助下拍的。如果它的篇幅较短,或者拍的是我们听说过的电影人,比如简·坎皮恩(Jane Campion)、凯瑟琳·比格罗(Kathryn Bigelow)或阿涅斯·瓦尔达(Agnes Varda),也许会有一些资金,但这部纪录片的想法就是展示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最后拍出来的电影有点像玛格丽特·泰特的《可爱的母亲》:一种“低保真”的爱。在制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发现了很多东西,比如瑞典导演玛丽安·阿恩(Marianne Ahrne)讲述老龄化的纪录片《行走在老人的土地上》(Walking In The Land Of The Old),以及加拿大电影人安妮·克莱尔·波里尔(Anne Claire Poirier)的《国王的女儿》(Les Filles Du Roy)。以前我不知道这些片,而现在它们是我喜欢纪录片的原因之一。

《女性电影人》正在全球各地放映。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热爱纪录片,对我来说,以前对纪录片不关心,但现在它已经成为让我这样一个害羞男孩变得外向、开放很多的一种方式。

当然,当你接触到别的人、地方和故事时,你会被他们改变。我喜欢不再是以前的自己,纪录片教会了我,我其实没有什么不会变的本质,我会被别人的生活所吸引,为别人的生活而激动,因别人的生活而改变。我也意识到,作为一个电影人,寻找自己的声音是件好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声音正在发生变化。我曾经讨厌评论旁白,后来我喜欢上了它。一开始我只用三脚架和广角镜头,现在我会用手持、长焦镜头、摇摇晃晃的镜头。几年前,我导演了一部叫《原子》(Atomic)的电影,里面有伟大的苏格兰乐队Mogwai的音乐。它没有任何的拍摄,只有档案,但它是对我们对核时代可能回归的恐惧的一种朋克式的表达。它在世界范围内放映,我也一直收到来自广岛、切尔诺贝利、考文垂大教堂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地方的影迷的来信。

《原子》给人的感觉是回到了我拍摄新纳粹电影时的愤怒。我是在倒退吗?不,我想我永远都会有愤怒,我永远都会想拍出《可爱的母亲》那样温柔的电影。恨与爱,永恒的话题。《女性电影人》里有恨也有爱——“恨”伟大的女性电影人被遗忘,“爱”她们的作品。

我和好莱坞偶像劳伦·巴卡尔(Lauren Bacall)相识,她曾经说过:“这个行业很烂,是这个媒介太伟大了。” 多么真实啊。这是不是又是另一个版本的恨与爱?而纪录片在电影这个伟大的媒介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类型,比如西部片、公路片这样的类型,而是纪录片本身就有很多种类型。

纪录片占据着电影的半壁江山。


| 原刊于《帝国》(Empire)杂志2020年夏季刊 | 译者:小双 @迷影翻译

Mark Cousins
Mark Cousins

英国导演、影评人和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