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沉默的羔羊》中饰演的汉尼拔·莱克特，所展现出的邪恶令人毛骨悚然。但那种黑暗，与安东尼·霍普金斯爵士（Sir Anthony Hopkins）现实人生中面对内心恶魔的斗争相比，仍然不值一提。他在威尔士孤独的童年里，因被欺负而滋生的叛逆愤怒，成了推动他的力量；而成年后的酗酒，则几乎让这股力量彻底吞噬他的天赋。了解这一切，再看他新回忆录的标题——《We Did OK, Kid》（“我们做得不错，孩子”）——你就会明白，这不只是轻松的一句俏皮话，而是他 87 年人生的总结：一个从困境走出、与自我和解的判断。
霍普金斯在接受《新闻周刊》独家专访时，回忆起 17 岁时与父亲之间的一个关键时刻——那是他把愤怒转化为力量的起点。“我父亲当时对我说：‘我真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没救了。’我退后一步，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看到。’我父亲看着我说：‘好吧，我希望你能做到。’”霍普金斯说道，“我想，那一刻我停止了‘装傻’的游戏。我心里充满愤怒、怨恨和压抑，把一切都埋在心底。但我觉得，就在那时，有什么被点亮了。”那一刻的火花，点燃了他非凡人生的引擎。
不久之后，他被传奇莎士比亚演员劳伦斯·奥利弗爵士（Sir Laurence Olivier）发现，并受邀于 1965 年加入伦敦皇家国家剧院。这为他后来成为世界影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演员之一奠定了舞台。霍普金斯在电影领域创造了两项奥斯卡纪录：1992 年，他凭《沉默的羔羊》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那是史上篇幅最短的获奖主演表演（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2021 年，他凭《困在时间里的父亲》（The Father）再获奥斯卡时，已 83 岁，成为史上最年长的表演奖得主。
然而，这位创造了无数经典角色的演员，对表演的看法却出奇地朴素。“有记者问我：‘你是怎么演莱克特的？’我回答：‘就站着不眨眼。’‘那你在〈告别有情天〉里怎么演那个管家的？’‘嗯，就保持安静。’没什么大不了的。”霍普金斯说，强调他并不把自己的工作看得比其他职业更重要。“我就是个水管工。有人打电话说，‘你能修修我家水龙头吗？’——他来，修好，然后走。这就是我的工作。表演就是一门手艺，一份职业，没有什么神秘。人们喜欢制造神秘，好像他们特别。不，他们并不特别。上帝保佑我们。”
这种直率与诚实，也贯穿于《We Did OK, Kid》全书的叙述。他坦率地面对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从最辉煌的成功到与酒精的斗争。他写道，原本只是与演员朋友间的饮酒娱乐，逐渐失控成孤立而危险的上瘾。“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在加州开着车，完全断片。完全不记得自己去了哪儿。醒来后我想，我要么会死，要么会连带杀了别人……我记得当时对一个人说：‘我需要帮助。’”那声“我需要帮助”的呼喊，开启了他近五十年的清醒之路——也是一段走向自我接纳的旅程。幸运的是，如今他依然在这里，带着这一路走来的智慧，与我们分享。
以下内容为霍普金斯于 10 月 8 日在加利福尼亚圣莫尼卡与《新闻周刊》主编詹妮弗·H·坎宁安（Jennifer H. Cunningham）的对话节选，略有删节。
詹妮弗·H·坎宁安（Jennifer H. Cunningham，以下简称“JC”）：请告诉我们那张你和父亲的合照——它启发了你这本书的书名《We Did OK, Kid》。
安东尼·霍普金斯爵士（Sir Anthony Hopkins，以下简称“AH”）：那是二战期间，1941 年，我三岁半。我记忆力很好，能清楚地回想起那画面。那是一个星期天早晨，我父亲当时在英国皇家观察兵团。我掉了一颗糖到沙子里，哭了起来，邮局的克里夫先生又给了我一颗糖。多年以后，我找到那张照片，看着它，说：“我们做得不错，孩子。”这让我回想起过去——那时我学习很差。人来到世界上，本就一头雾水；上学后，被灌输那些似懂非懂的东西，而我就是学不进去。于是被欺负。我变得孤僻、倔强，从不反抗。我称之为“沉默的反抗”。很早我就学会了不顺从——我不会反应。
JC：那是一种应对机制吗？
AH：是的。那并不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在某种程度上，它推动了我。我现在能说的是：我不是受害者。我不相信“受害者”这种身份。生活是艰难的，孩子们会被欺负、会被打——那就是生活。你必须坚韧。而我从父母身上继承了这种坚韧。他们努力工作。父亲常说：“站直，别抱怨。”我也继承了他这句话。
JC：你在书中提到 17 岁时那次改变人生的时刻。
AH：我父母站在面包房的厨房里。父亲辛苦赚钱供我读书。那天， dreaded的时刻到了——成绩单。父亲打开，看了一眼递给母亲，她说：“安东尼的成绩远低于学校平均水平。”我当时为他们难过——不是为自己。我想，他们这么辛苦，为什么我却不行？父亲说：“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怎样。没救了。”我退后一步，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看到。”父亲看着我说：“好吧，我希望你能做到。”母亲也说：“我相信你能做到。”
我想，那一刻我停止了装傻。我心里的愤怒、压抑、怨恨——全都聚合成一种力量。我觉得那像是一种天意或潜意识在起作用——就像有个声音在说：“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出发了。”因为四个月后，我居然拿到了戏剧学校的奖学金——我根本不会表演，不知道怎么拿到的。我的一生，就是这样由一个又一个幸运的意外组成。
JC：你的家乡威尔士的波特塔尔博特（Port Talbot）对你影响如何？
AH：那地方永远在我骨子里。那里是炼钢小镇，粗犷而坚硬。威尔士人不多愁善感，也不讲究柔情。那就是我的出身，我的血脉。那座小镇还出生过另一位演员——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我年轻时曾跑去找他要签名，非常崇拜他。心想：那就是我要成为的人。讽刺的是，28 年后，我在纽约演《马》（Equus）时，在曾经他待过的化妆间里遇到了他。他看着我说：“你以前来过我家（威尔士），要过签名，对吧？”
JC：哪位前辈最影响你作为演员的成长？
AH：劳伦斯·奥利弗爵士。他管理国家剧院时，我深受他的纪律感影响。我明白，想作为演员生存下来，你必须准备充分、意志坚定、纪律严明。我从那时开始，每次演戏都会把整部剧的文本全部背下来。这样，无论别人怎么挑战你，你都不慌。这种准备让我在舞台上有一种存在感，奥利弗看到了这一点。他鼓励我，也劝我戒酒。他说：“要坚强。你做得到。”他也常对年轻演员说：“要当演员，就得强硬，别含糊——讲好故事。”
JC：为什么你觉得有必要在书中写下戒酒的经历？
AH：因为那就是我的人生故事。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我喝酒，是因为所有演员都喝。这代表反叛，也代表自由，一开始很有趣。但后来我意识到——“有一天，这会要了我的命。”我能感觉到它会杀了我。那是五十年前，我在加州开车，醉得断片。醒来后，我想：“我会死，或者害死别人。”喝醉开车？那是疯狂。于是我对一个人说：“我需要帮助。”我去寻求帮助，也承认自己是个酒鬼。那是我人生的转折。我发现光靠意志力不行——我不是万能的。于是我打电话加入一个团体。第一次去见那些人时，我看到那么多面孔，心想：我并不孤单。那一刻，我的自负被打碎了——我不特别。而那种自我破碎，成了我重生的开始。
JC：在最艰难的时刻，你是如何保持清醒的？
AH：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得到帮助后，我对酒的欲望就突然消失了。办公室有个女人对我说：“你不必再喝了。”那像是一种祝福。我脑中听到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声音说：“一切都结束了。现在你可以开始生活了。这一切都有意义，不要忘记任何一刻。继续前行吧。”我明白了，这一切的苦难都是教训。我不想重来，但我不会愿意错过。我之所以讲这些，只是希望能帮到某个人。
JC：你希望读者从你的生命中得到什么？
AH：我信奉一个原则——“醒来，去生活”。醒来，去生活，因为我们终将死去。“Act as if it is impossible to fail（行动时假设自己不可能失败）。”那是我的座右铭。我突然领悟到——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根本与我无关。我就是我，我做我喜欢的事，仅此而已。人生不过是一场游戏，不必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
JC：你同时还是作曲家和画家。对创造力，你有什么建议？
AH：我们能做任何事，只要敢回望自己。社会总告诉你“你不该那样做”“别越界”“别太张狂”——不，去跨界吧。去画画、去写作、去弹琴、去跳舞。我们总在自我限制。怕失败又怎样？失败就失败。我始终相信那句话：“别人怎么看我，关我什么事？行动吧，好像你不可能失败。”——这真的有效。
JC：你会对年轻的自己说什么？
AH：尽情去玩。别太认真。生活总有挣扎、痛苦——但那都是游戏的一部分。变老的好处，是你终于能找到平静。因为你知道，终点就在那儿，谁也逃不掉。所以，你说一句：“去他的吧。”那是世上最短的祈祷。最后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以为知道，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JC：现在是什么让你仍保持喜悦与乐观？
AH：事实是——我老了，还活着。每天醒来，我发现自己没有疼痛，也没有恐惧，对剩下的时光感到平静。我想：“我还在这里。”我完成了一些事，不是靠自负，而是靠某种命运的安排。我再看那张书的封面——“We did OK, kid”。从那个小男孩，到现在的我——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旅程。我无法理性地解释，也许是那句“总有一天我要让你看到”，那一刻，某种力量被点燃。七十年前的火花，一直在燃烧。
｜原文发表于《新闻周刊》（Newsweek）2025年11月7日纸质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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