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游客都会注意到，这座城市里许多建筑——从十九世纪末建造的优雅美好年代风格豪宅，到战后城市化进程中仓促建起的丑陋公寓楼——都被标上了鲜红色的圆形标志。与伦敦房屋外墙上标记名人故居的蓝色牌匾不同，也与嵌入德国城市人行道、标记大屠杀受难者旧居的”绊脚石”不同，布加勒斯特的红色圆盘不具纪念意义，而是一种预警。”这意味着，下一次地震来临时，这栋楼可能会倒塌。”罗马尼亚电影导演拉杜·裘德（Radu Jude）不久前对我说，当时我们在布加勒斯特相见，这里是他的出生地。
距布加勒斯特上一次遭受重大地震已过去四十九年，那是1977年3月4日。数十栋劣质公寓楼轰然倒塌，近一千五百名居民罹难。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șescu）抓住机会对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大刀阔斧地改造——他下令不仅拆除了受损的建筑，还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城市清除。整个乌拉努斯（Uranus）街区被夷为平地，那里的历史教堂沿着鹅卵石铺就的丘陵街道而建；取而代之的，是气势恢宏的国会宫（Palace of the Parliament）——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庞然大物，是世界上仅次于五角大楼的第二大行政建筑。
这栋建筑尚未竣工，齐奥塞斯库的统治便在革命中落幕。1989年12月，在东欧各地共产主义政权相继崩塌之际，齐奥塞斯库下令武力镇压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Timișoara）的示威活动，数十名抗议者遇难。不久后，正当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共产党总部的阳台上发表演讲时，被愤怒的民众嘘声打断。他随即在出逃途中被罗马尼亚军队俘获。圣诞节当天，一个军事法庭判处他死刑，并以枪决执行。
裘德出生于1977年地震后一个月，发生这场政治地震时，他年仅十二岁。”蒂米什瓦拉发生了什么、死了多少人——这些谣言满天飞。”他回忆道。我们坐在他的剪辑师位于布加勒斯特市中心一栋典雅别墅里的工作室里。他告诉我，革命发生时，他正在城外的一个村子里和祖父母一起过圣诞节，”但那里离一个军用机场很近，能听到枪声。”齐奥塞斯库的尸体在电视上播出后，”那是巨大的喜悦——你能感受到变化。”他的祖父诅咒着这位前领导人，而祖母却为齐奥塞斯库的被处决而哭泣——不是因为她崇拜他，而是因为，裘德说，”那感觉像是失去了什么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他指出，事后证明，”齐奥塞斯库走后，死的人更多，因为陷入了混乱。”接替他的独裁者伊昂·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残酷镇压了争取民主的示威活动，直到1991年底，新宪法才最终确立。
同样，齐奥塞斯库对布加勒斯特的威权式改造，在革命后也被肆无忌惮的开发浪潮所淹没。”地震到处都摧毁了房屋，”裘德说，”但在一个自由社会里，破坏反而更多，这是件矛盾的事——这是因为糟糕的规划、糟糕的管理、腐败的政客和贪婪的房地产开发商。革命之后被毁掉的建筑遗产，比齐奥塞斯库时代还要多。”我们走上街头，裘德带我去看那些已然消失的历史建筑遗址：一个十九世纪的集市为了拓宽道路而遭到拆除，一座装饰华美的老电影院只剩下几块砖头散落在停车场里。我们穿行在被冬末肮脏积雪所侵占的狭窄人行道上，裘德——一个身形高大、略显笨拙的男人，黑白夹杂的头发带着刺，下巴上蓄着短须——指着那些贴有红色圆盘标志的建筑。其他标牌警示着头顶有碎石坠落的危险，却没有本该配套出现的脚手架。裘德提到，他有一位朋友最近刚从乌克兰的敖德萨（Odesa）回来，说布加勒斯特看起来比敖德萨更像一座战时的城市。
裘德对布加勒斯特并无特别的喜爱——这座城市交通拥堵、腐败横行、令人疲惫不堪。他也害怕下一场地震的到来——考虑到罗马尼亚动荡的地质条件，这不是”会不会来”的问题，而是”何时来”的问题。然而，除了幼年跟祖父母生活的岁月以及2023年在柏林度过的几个月，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这里度过。（他英语流利，这是东欧电影业的通用语。）尽管罗马尼亚有着有据可查的移民问题——从革命到2021年，这个国家流失了近五分之一的人口——裘德还是选择留下来。”对生活而言，这里糟透了，但对电影而言，这是一座会显露自身的城市——它会让你看见它背后藏着什么，”他解释说，”不知为何，意识形态、政治、哲学、美学——一切都触手可及，一目了然。这里不像别的城市，表面光鲜，背后却有更多阴暗。这里没有什么比显而易见的东西更复杂。”
走近他的公寓楼时，裘德指着一栋美术风格（Beaux-Arts）的豪宅——它已被垂直扩建为一个现代公寓综合体，玻璃阳台凌空悬挂在精雕细刻的门面之上。”这栋楼也曾被列为文物，”裘德说，”他们有权开发，但必须保留外立面。”他用指节敲了敲墙面。那声音没有石材应有的沉闷厚重，而是空洞的木质回响。开发商并没有按要求修缮立面，而是造了一个假的。”这不过是个赝品，而且已经在剥落了——这是在侮辱所有人的智商，”裘德说。这堵墙薄得像电影厂后景区的布景板。”我觉得他们用的和我们是同一个木匠，”他说。
变革的意外后果，在裘德的电影中得到了充满活力的探索。他的创作形式宽泛得令人振奋，从纪录短片到剧情长片，有时还将二者融合——比如将档案影像嵌入讽刺剧，或让叙事在散文式的论述与虚构故事之间骤然切换。他的作品常常聚焦于他所称的当代罗马尼亚的”残酷资本主义”，以及该国日益崛起的新法西斯民族主义运动——这股势力将欧盟（罗马尼亚于2007年加入）妖魔化，并将过去的独裁者奉为偶像，从弗拉德穿刺者（Vlad the Impaler）到齐奥塞斯库，不一而足。”你告诉人们’现在你有了出行自由、言论自由’——他们会说’问题是我们没有东西吃，'”裘德解释道，”在某种程度上，旧政权对他们来说反而更好。新政权最大的灾难，在于它抛弃了共产主义社会中一切哪怕只是在意愿上算是积极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比其他西方国家要残酷得多。”
裘德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世界上最快乐的女孩》（The Happiest Girl in the World，2009）是一部苦乐交织的剧情片，讲述一个来自外省的女孩与父母之间的冲突；其当代现实主义风格和细腻的社会观察，与同属”罗马尼亚新浪潮”的其他导演的作品颇为相似——这一流派在2000年代蓬勃兴起。（裘德曾担任克里斯蒂·普尤（Cristi Puiu）2006年的佳作《拉扎雷斯库先生之死》（The Death of Mr. Lazarescu）的副导演，该片讲述了一位垂死老人在布加勒斯特各家医院屡屡遭拒的故事。）然而，裘德此后的影片走向了一条更不寻常的道路。2019年上映的《我不在乎如果我们作为野蛮人载入史册》（I Do Not Care If We Go Down in History as Barbarians），探讨了共产主义时代被课本删除的一段历史：1941年，独裁者伊昂·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与纳粹合谋，在敖德萨屠杀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片名出自当时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的一段讲话，极具裘德式的繁复词意之风。）影片中，一位现代年轻女导演玛丽亚娜（Mariana），由约阿娜·雅科布（Ioana Iacob）饰演，在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广场上组织重演了这场屠杀。裘德将纳粹处决的档案影像与对敖德萨屠杀骇人却又令人不安地带有娱乐感的重现交织剪辑；为了呈现这一场景，他在脸书上招募了战争重演爱好者。安东内斯库因战争罪于1946年被处决，然而他的声誉正在被罗马尼亚极右翼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平反”，《野蛮人》这部影片既谴责了过去的暴行，也批判了当下的幻觉。”罗马尼亚人的观念一直是：受害者、受害者、受害者，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群体，从未对任何人做过任何坏事，”他说，”即使你不相信那些宣传，它还是会以某种方式钻进你心里。你会说：’我是罗马尼亚人，我绝不会去杀人。’然后，当你发现这并非事实，你会感到真正的震动。我感到了真正的震动。”
2024年上映的《不要对世界末日期望太多》（Do Not Expect Too Much from the End of the World）中，过度劳累的电视广告制片人安吉拉·勒杜卡努（Angela Răducanu）在布加勒斯特拥堵不堪的街道上漫无止境地驾车穿行，度过了忙碌的一天。由伊林卡·马诺拉切（Ilinca Manolache）饰演的这一角色，正在为一家奥地利公司承接的项目物色人选，需要为一部工人安全影片遴选一位受伤员工出镜。这条以颗粒感十足的黑白Super 16毫米胶片拍摄的主线叙事，与一部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电影——卢奇安·布拉图（Lucian Bratu）执导的《安吉拉继续前行》（Angela Goes On）——的彩色片段穿插交织。《安吉拉继续前行》以一位女出租车司机的生活为主题。在一个超现实的互文转折中，布拉图的安吉拉——由多丽娜·拉扎尔（Dorina Lazăr）饰演——出现在了裘德的当代布加勒斯特中。如今她已是成年儿子奥维迪乌（Ovidiu）的母亲，儿子因工伤坐上了轮椅，并因此获得了出演那部企业宣传片的”殊荣”。
将一部旧电影编织进新电影，是一种富有灵感的手法，用以凸显历史的延续与断裂。布拉图的影片基调轻盈，却在某些段落中流露出共产主义生活严酷的一面。每当布拉图的镜头无意间捕捉到人们排着长队购买食品的场景，或是摇过一条后来被夷平、为齐奥塞斯库的国会宫让路的街道时，裘德便会将其放慢。曾多次出现在裘德电影中的马诺拉切告诉我：”拉杜的电影是政治性的，就像戈达尔（Godard）的电影。但又不止于此。它们是感官性的，有着极度脆弱的时刻，也非常美丽。”她的角色整日开车穿行于城市，身穿一件缀满亮片的T恤裙。这件不切实际的服装，是安吉拉·勒杜卡努被压抑的创造力的外化：即便她被困在方向盘后，那裙子也在光线中起舞。
《世界末日》（End of the World）与德国导演玛伦·阿德（Maren Ade）2016年的影片《托尼·厄德曼》（Toni Erdmann）形成了一种有力的对话——后者由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主演，讲述一位德国商务顾问在布加勒斯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蛮荒世界中闯荡的故事。在《托尼·厄德曼》中，这座城市不过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国际高管的沮丧中转站。而裘德则从罗马尼亚人的视角打量布加勒斯特——这些人深知自己在欧盟内部处于弱势地位，积怨颇深。为了强化这一主题，裘德让德国著名女演员妮娜·霍斯（Nina Hoss）扮演一位傲慢的奥地利高管，以一个坐在安吉拉·勒杜卡努车内、隔着车窗审视城市街道的特权局外人形象登场。罗马尼亚电影学者安德雷·戈尔佐（Andrei Gorzo）和维罗妮卡·拉扎尔（Veronica Lazăr）将《世界末日》描述为”罗马尼亚电影史上对资本主义最猛烈的银幕抨击——甚至包括其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裘德说：”在独裁统治时期，我们相信凡是出了问题，都是因为专制。革命后，人们觉得’这是因为仍处于转型期——没有钱，国家贫穷’。然后，经历了十年这样的说法之后，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显然事实并非如此。这不过是社会无力自我组织的表现。”
2021年荣获柏林金熊奖的《坏运气的性爱或疯狂色情》（Bad Luck Banging or Loony Porn）以一位名叫艾米（Emi）的女教师为中心，她自制的性爱录像不慎在网上疯传。一位名为奥阿娜·扎哈里亚（Oana Zaharia）的罗马尼亚教师曾遭遇类似的丑闻并因此失业；裘德在脸书上找到了她，并给了她一个小角色。《坏运气》尖锐地批判了罗马尼亚社会在性问题上的虚伪：艾米因看似拥有美满的夫妻生活而遭受围攻，而她周遭的社会却已是彻头彻尾的色情化（一块广告牌上，女人仰起脸、伸出舌头，配以”我喜欢深入”的广告语）。影片以三联画的结构呈现，第二部分以短片和图像的形式为艾米在第三部分所经历的羞辱提供了背景。裘德告诉我，他对蒙太奇的偏好受到了俄罗斯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影响。爱森斯坦”最伟大的发现”，裘德说，是在银幕上可以”将一个元素与另一个或更多元素并置，从而打破叙事、创造出一种思想”。他继续说道，”我觉得，有蒙太奇的地方，便有诗意，而叙事则可视为散文。我喜欢将二者混合。”
裘德近年来的大多数剧情片都有一个女主人公，其中许多人像艾米一样，抗拒着周遭保守的或非人道的力量。裘德告诉我，”也许一两年前，我会说这纯属巧合。但既然这已经是五部片子，那肯定不止于此了。”通过聚焦女性角色，裘德为那些在结构上比男性同伴更处于弱势的个体赢得同情，正如罗马尼亚相对于其欧洲邻国所处的弱势地位一样。马诺拉切是罗马尼亚著名的女权主义人士，她告诉我，”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否写出像拉杜为我在《世界末日》中的角色所写的那样朋克、强悍、充满女性力量的东西。”安吉拉·勒杜卡努这一角色，她说，”非常强大、无所畏惧，就像一头野兽。”扎哈里亚告诉我，”我认为拉杜对女性着迷——他认为女性非常复杂、非常聪明。你感到被尊重，而不是被物化。你感到他对你的灵魂、对你的心智感兴趣。”
今年春天，裘德即将发布另一部审视罗马尼亚在欧洲内部复杂处境的影片《大陆’25》（Kontinental’25，2025）。片名向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的《欧洲1951》（Europe ’51）致敬——该片中，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饰演一位在意大利直面儿子自杀之痛的女性。《大陆’25》的主人公是奥尔苏雅（Orsolya），一位由厄斯特尔·托姆帕（Eszter Tompa）饰演的前罗马法律教授，她因不得不将一位将被改建为精品酒店的废弃建筑里的无家可归老人驱逐出门，并目睹其随即自杀，而遭受了心理创伤。《大陆’25》荣获去年柏林电影节最佳剧本银熊奖，以灼热的讽刺与深沉的悲悯相融合。自杀发生在影片开场，此后绝大部分内容是奥尔苏雅与他人的焦虑对话——她试图倾诉并消弭心中的愧疚。她和一位朋友讨论着通过手机账单的月度扣款向慈善机构捐款，以保持某种净化心灵的距离。她的东正教神父劝慰她，世人皆有罪。这番廉价的赦免帮助奥尔苏雅从自责中解脱，她踏上了一直推迟的希腊之旅。但裘德一旦展示她启程出发，便迫使观众将目光聚焦于导致那场自杀的非人化经济力量：影片以一段漫长的、散文诗式的新建公寓楼蒙太奇作结，其中任何一套都可以为那位死去的老人提供容身之所。
《大陆’25》在北部城市克卢日（Cluj）取景，裘德用了十天时间、使用iPhone拍摄完成。这也是他为同年发布的另一部影片《德古拉》（Dracula）所设定的技术挑战——两部影片共用同一个剧组、同样的设备，演员也有所重叠。《德古拉》预算仅约一百万欧元，同期拍摄两部影片，一方面出于经济考量，另一方面，裘德告诉我，他也从好莱坞B级片导演罗杰·科曼（Roger Corman）那里获得了灵感：”科曼说，’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方，有马，有演员，有戏服，什么都有。那为什么不拍两部电影呢？'”
《德古拉》借助罗马尼亚引以为傲的民族神话——这位十五世纪的统治者，即弗拉德穿刺者——呈现了以不同模式创作的素描短剧，从闹剧和历史戏剧，到粗制滥造的人工智能生成场景。几个场景发生在一家吸血鬼主题餐厅，西方的持桩晚餐客人追逐着由加布里埃尔·斯帕伊乌（Gabriel Spahiu）扮演的倒霉德古拉，穿越中世纪街道——这像是巨蟒剧团（Monty Python）若在英国大众文化中有吸血鬼元素时可能拍出的作品。与此同时，一位导游讲述了弗拉德穿刺者生平中的一桩事迹——他将残疾和年迈的居民聚集起来，关进一栋楼里，然后一把火点燃，这提醒着观众，这位民族英雄实则是一个原型纳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影片各部分的联结，是通过一位借助人工智能为一部关于德古拉的电影进行头脑风暴的导演这一角色实现的——他是裘德的化身；裘德是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上半开玩笑地提出这个想法后获得资助的。在此之前，裘德从未读过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的原著——该书在共产主义时代遭到禁止，因为其超自然主题与罗马尼亚将自身定位为现代工业国家的自我认知格格不入。读完原著后，裘德意识到他无法进行一次直接改编。”我对吸血鬼不感兴趣，”他解释道，”我最终做了我喜欢的事情，但这是一个与素材搏斗的过程——同时也是寻找一种既非好莱坞、也非大制作的方式。即便我想，也无法与它竞争。”
这部影片滑稽的幽默感令人联想到1960至70年代的国际激浪派（Fluxus）运动——该运动以荒诞的乖戾来表达政治论点。《德古拉》从开场便放荡不羁，片中十六个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吸血鬼版本相继宣告：”我是穿刺者弗拉德，德古拉。你可以吸我的……”与裘德的惯常风格不同，这部影片缺乏一个完整丰满的核心人物，这也许是包括我在内的部分观众更多地感到欣赏而非享受的原因。《纽约时报》的曼诺拉·达吉斯（Manohla Dargis）称其为”一部肆意粗俗、一心挑衅的作品，既令人麻木地重复，又自我陶醉”。忠诚的影迷将这部作品定性为一种蓄意的冒犯。曾广泛撰文研究裘德作品的学者维克托·莫罗佐夫（Victor Morozov）告诉我，”在拍出一些令人满意的、成熟的影片之后，我认为他感到有必要从根本上摧毁这一遗产，做出一个反艺术的姿态。”莫罗佐夫继续说道，”在今天这个图像经济的时代，我们觉得什么都见过了，一切都被庸俗化了，我们对冲击性素材的感受力已强化了许多——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制造出这样一种负面反应……对我而言，这是有趣的。”
裘德以这部《德古拉》为傲，他认为这是他”最轻盈、最有趣的电影——最充满故事性和烂笑话，就像薄伽丘（Bocaccio）的《十日谈》（Decameron）或《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某天晚上，我们在他舒适、书香四溢的公寓里共进晚餐，他解释说，那些恶评让他感到惊讶。他与伴侣拉卢卡·蒙蒂亚努（Raluca Munteanu）——一位为非政府组织做公关工作的女士——以及他们十岁的儿子一起住在这里。（裘德与前任伴侣还有一个二十岁的儿子。）蒙蒂亚努端上了一道菊苣馅饼，裘德一边倒酒，一边摆弄着冰箱上的磁铁，把一张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的明信片调整角度，让一块雪茄形状的金属磁铁以轻佻的姿态指向她的嘴边。裘德曾告诉我，他有点尴尬于一些评论者和观众将他描绘成某种色情片制作者。”我不是，”他坚持道，并指出《德古拉》中的猥亵之语，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电影人与观众契约的一种反讽评述。”大多数商业片都应该有性、裸露、类型元素和暴力，而既然这部片子本应是一部商业片——某种意义上——我就提供了我应该提供的，”他说，”我仍然惊讶于那些我为之做出这一切选择的人拒绝了它。”
裘德在晚餐时提到，美国电影节的观众不仅反对影片的粗俗，也反对他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因为这项技术可能侵蚀电影业的工作岗位。”没有哪次采访不是有一半在聊人工智能，”他说，”然而在这里，这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们没有成熟的工业体系。”人工智能应当成为作者导演的禁区——这种观念压根没有在裘德脑中出现过。他使用人工智能，部分是因为它那种有趣的、生涩拙劣的美感，部分是因为它让他得以呈现一些他拍不起的场景——比如一辆马车激烈地翻飞失控。裘德的创作效率如此之高，以至于《德古拉》被拒绝的刺痛感远不如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拍出这部电影时那么强烈；再说，他相信时间会证明其价值。他好脾气地观察道，”所有失意的艺术家都希望，后人会让他们成为新的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随着更多的酒被倒上，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安德鲁·泰特（Andrew Tate），这位粗鄙的仇女英美网红，因认为罗马尼亚执法宽松而于2017年移居于此。”他在一次采访中说，你可以强奸某人而不会有任何后果！”裘德说。（泰特的原话是：”我不是强奸犯，但我喜欢那种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感觉。”）几年前，裘德的大儿子亚历克斯（Alex）——那时大约十四岁——在YouTube上偶然刷到了泰特的视频，裘德由此得知了他的存在。所有青春期男孩都难逃厌女文化圈的裹挟，但并非所有人都曾像亚历克斯最近一样，亲眼目睹这个臭名昭著的主角驾驶豪车驶过自己的城市。
蒙蒂亚努掏出手机，给裘德看了一个她当天早些时候刷到的Instagram短视频：一位人工智能生成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身披吸血鬼斗篷，以他那令人熟悉的语无伦次的语气滔滔不绝：”你好，罗马尼亚，ă 你好，非常神秘的国家，非常神秘，我们爱罗马尼亚，山脉，森林，城堡，非常戏剧化。”罗马尼亚是一个极度网络化的国家。它的社交媒体使用率在欧洲名列前茅，近一半的人口活跃于TikTok上。裘德是一个贪婪的社交媒体消费者。那些内容创意与平庸并存的组合，让他想起了卢米埃尔兄弟（Lumière brothers）的早期电影——正是他们发明了电影放映机，为现代电影铺平了道路。TikTok及类似平台有一种，他说，”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充实的蠢钝感”。他补充道，”我觉得有时候特朗普会达到这种蠢钝的境界，令人着迷。比如那个他把屎扔向抗议者的视频”——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片段，被这位总统在一次”无国王”（No Kings）集会当天转发，视频里特朗普乘坐军用飞机向示威者倾倒粪便。裘德从未去过美国；他告诉我，他想去，但希望能待上几个星期，而不是为了电影节匆匆来去。谈到那段视频，裘德说，”如果他是个艺术家，我会说，’哇，他真棒。’问题在于他是总统。”
在罗马尼亚的政治中，社交媒体也有着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中，主要在TikTok上发起竞选的极右翼候选人乔治斯库（Călin Georgescu）爆冷出线；结果随即被罗马尼亚宪法法院宣布无效，选举被推迟。这一撤销决定颇具争议；即便一些乔治斯库的左翼反对者也认为此举违背民主原则。而包括裘德在内的另一些人则认为，乔治斯库压根就不该被允许参选，因为他曾公开赞扬安东内斯库，而宣扬法西斯主义在罗马尼亚是违法的。”我认为叫停选举是对的，尽管这总体上不是个好兆头，”裘德说。（乔治斯库在关于第一轮选举中俄罗斯干预的指控被提出后，被禁止参加重选。）如果留在第二轮选举中的右翼候选人乔治·西米翁（George Simion）最终胜选，裘德和蒙蒂亚努已经准备好搬去柏林。”我们已经在打包了，”她告诉我。
最终，他们属意的候选人——一位温和派——赢得了大选，但裘德表示他对新政府削减本已微薄的公共教育经费的政策深感失望。（他的两个儿子都就读公立学校。）裘德在克卢日的一所大学兼职任教，眼见持续的教育资金不足如何让罗马尼亚学生落后于他在德国和西班牙教过的学生，令他触目惊心。”他们想学电影，但连两句话都写不利落，”他说，”我总是说，我们罗马尼亚人必须比我们西方的同行更加努力，不仅仅因为他们更富裕，也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具备更好的条件。这话说出来真的很心痛，但这是事实。”
裘德并非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在布加勒斯特的公共交通部门做技术规划，母亲是一名打字员。他父亲这边的祖父母是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农民；母亲这边的祖父母也是农民，他外祖母不识字。他们生活的村子允许一些私人耕作，但也要求居民为集体农场出工。”他们养了一头奶牛，挤奶用，而你作为农民，被强迫把牛犊交给集体农场，”他告诉我，”我的外祖父做了几乎所有人都做的事——在牛犊出生时将它闷死，然后假称它是死产，这样就不用交给集体农场了。”
裘德上学时搬到布加勒斯特与父母同住。”乡村对我来说是一种失落的天堂，”他说。他在青少年时代通过一位朋友的引荐，加入了罗马尼亚电影资料馆。”革命前，电影资料馆就像一座堡垒——如果你不是政权中人，进去非常困难，”他告诉我，”你得贿赂人才能拿到许可证。革命后，所有人都可以进去，但没人再去了，因为外面有很多更有意思的事情可做，”比如参加街头示威。在一所数学特色高中当了一名不太投入的学生——他本以为自己数学还不错，直到遇见了班上的同学——裘德在课余时间啃遍了电影资料馆残缺不全的片库。共产主义时代进口的许多彩色电影都被转制成了黑白版，以节省成本。”《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是黑白的。《教父》（The Godfather）是黑白的，”他告诉我，”《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黑白版的。多年后，我在电视上看到斯科塞斯（Scorsese）抱怨片子上的红色，才意识到它原本是彩色的。”（为了不被评为X级，斯科塞斯不情愿地同意将最后一幕那令人不寒而栗的血腥红色去饱和处理。）这些影片没有字幕，有时放映中还会有一位现场解说员对着罗马尼亚观众进行同声翻译。经历了这番对好莱坞电影的奇异入门之后，裘德又去了英国文化协会，在那里观看了彼得·格里纳威（Peter Greenaway）、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肯·洛奇（Ken Loach）等雄心勃勃的英国导演作品的VHS录像带，拓宽了自己的电影视野。
裘德曾三次报考布加勒斯特声名卓著的电影学院，三次均遭拒绝。他转而就读于一所电视制作学校。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由于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和不计工时的工作条件，罗马尼亚成为国际电视和电影项目的拍摄目的地。毕业后，裘德开始在剧组做助手，同时涉足广告业。西方导演拥有声望，哪怕他们才华平平——这便导致了像他这样的罗马尼亚人不得不做苦力活。他告诉我，”我曾是一个导演的助手，那天是拍摄的早上，他在发抖，他说，’我告诉你，但这只在你我之间——其实我把一个朋友的样片寄给了广告公司。我这辈子从没导过戏，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一个美国人。”与此同时，外国人的预算也让裘德有机会试用他平时摸不到的设备，比如能实现大范围高角度俯拍的Foxy摇臂。”在前期制作会议上，我会说，’这个镜头，我们需要一台Foxy摇臂’，他们会问，’多少钱？’我会说，’三千欧元，'”他回忆道，”对于一个制作预算一百万的广告来说，三千欧元什么都不是。”
曾参与裘德多部近作制作的罗马尼亚制片人亚历山德鲁·特奥多雷斯库（Alexandru Teodorescu）告诉我，”当拉杜还在拍广告的时候，我感觉他从进场的第一分钟起就一直处于不满的状态。”拍摄时间漫无节制，裘德回忆道：”那就像一句咒语——他们会说，’我们知道一个拍摄日什么时候开始，但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有时是八小时，有时是十二小时、二十小时、二十八小时。”《世界末日》的灵感，有一部分来自一位制片助理在超长工作后发生车祸身亡的故事。
从一开始，裘德就觉得广告业空洞无聊，尽管他在项目中注入了他那独特的顽皮智慧。在为一家手机供应商拍摄的广告中，齐奥塞斯库本人在演讲中途被一声手机铃声打断。（广告语：”首先你赢得了自由发言的权利——现在你想免费通话？”）裘德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创作才华正在被消耗殆尽。他回忆起与亚历山德鲁·达比亚（Alexandru Dabija）的一次决定性谈话，达比亚是一位比他年长一代的话剧导演。”我在电话里和他说话，我说，’你在做什么？'”裘德回忆道，”他说，’哦，我在排切霍夫、莎士比亚、莫里哀的戏。你呢？’我说，’嗯，我在拍一个啤酒广告，一个芥末广告，一个酸奶广告。’他说，’你他妈的在干嘛？'”
迄今为止，裘德只在罗马尼亚拍摄、只以罗马尼亚为题材。但他并不排斥在其他背景和语言环境下进行创作的想法。他的下一部长片——有望于今年晚些时候参加电影节——改编自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1900年出版的法文小说《女仆日记》（The Diary of a Chambermaid）。影片在法国取景、由一家法国制片公司联合出品，裘德的改编将女仆的经历置换为一位罗马尼亚移民的故事。（剧本用法文和罗马尼亚文双语写成。）另一个在筹备中的项目是一部关于科学怪人的电影，他计划与罗马尼亚裔美国演员塞巴斯蒂安·斯坦（Sebastian Stan）合作——后者曾在2024年的电影《学徒》（The Apprentice）中饰演年轻时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裘德告诉我，那部科学怪人电影的背景将被挑衅性地设定在布加勒斯特2000年代初建立的一处中央情报局黑点——当时美国曾在此秘密审讯基地组织（Al Qaeda）嫌疑人。如果说裘德显得高产，那是因为他在广告业浪费了太多年，拍着他不想拍的东西，他告诉我；同时，他的创作效率也源于他那贪婪旺盛的好奇心。
去年，裘德甚至第一次当起了演员，在法国导演阿瑟·哈拉里（Arthur Harari）即将上映的影片《未知》（The Unknown）中担任一个小角色。（哈拉里是2023年电影《坠落的审判》（Anatomy of a Fall）的联合编剧，该片由他的妻子朱斯汀·特列（Justine Triet）执导。）哈拉里告诉我，他选择裘德，部分原因是”你真的看不出他是什么社会阶层——他既可以是一位大学教授，也可以是一名吊车操作工”。他还喜欢裘德的声线，哈拉里指出那声音”从低音转到高音的速度极快，充满活力，令人惊喜”。
某天早上，我在拜访裘德时，他需要为哈拉里的电影——当时正在巴黎进行后期制作——重新录制一些对白，于是我陪他去了布加勒斯特郊区的一家录音棚，法国制作团队通过笔记本电脑上的Zoom与他们连线。场景投影到屏幕上时，裘德看到自己出现在镜头前而非镜头后，显得有些不安。他解释说，大约六年前，他曾患过贝尔氏麻痹症，面部一度瘫痪，至今尚未完全康复，尽管在我看来并无任何明显的影响。”我没法吹气球——这是检验你是否完全康复的测试，”他告诉我。我打趣说，幸好他不是小丑。”不，我就是个小丑，”他回答。
随后，他用罗马尼亚语为那段戏发出了一些愤怒的台词。哈拉里要求翻译其中一行，裘德欣然照办：”意思是，’×你已故的外祖母的×’。”
裘德计划拍摄的下一部电影，改编自《小羊咪欧利察》（Miorița）——这是一首流传数百年的罗马尼亚民谣，讲述一位牧羊人被一只会说话的母羊警告，说他将遭到其他牧羊人谋害。然而，牧羊人没有逃走，而是接受了自己的死亡。裘德说，”有趣的是，这首民谣引发了许多争论，而且至今仍在引发争论——我们罗马尼亚人历史上是否从来无力反抗任何事情，因为我们最根本的文本，讲的就是一个得知自己将被杀死的牧羊人，说了一句’我接受我的命运’。”
裘德已经找到了两个拍摄地点之一——布加勒斯特郊外一座保存完好的古老村庄。现在，他正在为另一个地点物色合适的场所——城市边缘的一栋现代办公楼，他希望它能俯瞰绵羊可能放牧的田野。一天早上，我陪他去一个企业园区踩点。我们走进一个大堂，模块化沙发被茂盛的植物围绕，整个空间被十层玻璃幕墙办公室所包围。
“感觉有点过时，”裘德观察道，”这像是三四十年前在别的地方已经发展过的东西，现在才在这里落地。”
我们参观了一间以前由一家德国运输物流公司占用的办公室。会议室以其他更繁荣的城市命名——伦敦（London）、布鲁塞尔（Brussels）。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型图像，一个戴着安全帽的年轻人像苏联壁画上的人物一样，英雄主义地凝视着远方。图像下方是英文企业语录：”共赢（Win Together）：我们通过与合作伙伴和客户协作、作为一个团队共同创造超越边界的全球解决方案来取得成功。”透过窗户，裘德俯瞰着一片凌乱的空地，多幢公寓楼正在建设中。
“他们在那些没有任何配套设施的地方盖楼——没有路，没有学校，没有医院，”他说，”有时候路太窄，消防车根本开不进去。”
我们乘坐电梯下楼，遇到了两个年轻人，一个手持自拍杆拿着手机，另一个捧着一个摆着几把剪刀的仪式用托盘。他们显然正在为某种开业剪彩仪式做准备。走到广场外，我们发现了这场仪式的主角——弗鲁（Froo）的一家分店开业，这是一家波兰便利连锁店的子品牌。
裘德告诉我，他对自己说过的一些批评布加勒斯特的话感到有些内疚。”也许听起来太苛刻、太自以为是了，因为我当然也有喜欢的东西，”他说，”更多是一种感受到了它的潜力和可能更健康的发展路径，现实却朝着相反方向走去的挫败感。”后来，他解释说，有时他甚至喜欢这座城市的混乱，以及它那些视觉上的奇特拼接——它本身就是一种蒙太奇。”这里到处是现成品，”他说，”这是一座杜尚式（Duchampian）的城市。”
办公楼外展开的场景充满了对比与并置。一个人扮成一盒薯条；另一个扮成热狗的人匆匆路过，鬼鬼祟祟地像是刚溜出去抽了根烟。正当我们交谈时，一个带口音的英语声音通过扩音器打断了我们：”第200家门店——哇！你完全证明了’不可能’是不成立的。”
裘德需要回到市中心。他打算坐地铁；他曾经有驾照，但让它过期了，也不急于重考。他甚至不肯坐我的优步。他的方式更快，他向我保证。他观察道，”在齐奥塞斯库时代，你得费很大力气才能弄到一辆车——要排队等上好几个月，有时甚至是好几年。革命后，豪华轿车爆发式地涌现，那是西方的时尚。你看到有些人生活在贫困中，生活在糟糕的环境里，或者饮食极差，却只为了买得起这些车，所以它再次成为一种身份象征。也许人们现在多少意识到，让车辆叠着车辆是最糟糕的主意之一。但现实还是那样。”
裘德继续说，”我曾经经常骑车，也骑车送孩子去幼儿园，走小路。幼儿园有一位医疗助手，负责检查孩子们的身体状况，她总是说我孩子有皮疹，或者在咳嗽，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一直很紧张，因为那样的话你的一天就毁了，没法把孩子送进幼儿园。她就像《玛蒂尔达》（Matilda）里的楚琦布尔女校长（Trunchbull）。然后有一天，她对我微笑，说：’我不知道你是一位著名导演——我昨晚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从那天起，即使我的孩子咳嗽得很厉害，她也会说，’不不不，他没事，他没生病。’我这才意识到——她是按车来判断人的。开豪车来的人都得到了豁免。在我的情况里，我因为上了电视而弥补了没有车的遗憾。”
讲完这个罗马尼亚式的寓言后，裘德继续上路了。几分钟后，他从地铁里给我发来一条短信，附上一则新闻，配着一张黑白照片：一台吊车正挖掘着一大堆废墟，旁观者站在一旁。那是地震四十九周年纪念日。我从车窗向外望去，被堵在车流中，难以辨认它留下的痕迹。也许，它的影响无处不在。
｜原文刊登于2026年4月20日出版的《纽约客》纸质版，原标题为《布加勒斯特的吟游诗人》（THE BARD OF BUCHAREST），PP.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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