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迈克尔》（Michael，2026）——一部以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生平为蓝本的新传记片——的早期放映结束后，现场沉默了片刻，随后有人脱口而出：”太他妈精彩了！”这是个好兆头，尽管说实话，这并非一个毫无偏向的观众群体。当晚，二十余人聚集在加利福尼亚州环球影城的一个录音棚里，进行最后的修整收尾，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与这部影片的成败休戚相关。
《迈克尔》的设计定位是一部面向国际市场的卖座之作——那种制片公司高层希望能将观众从小屏幕前拉起、送进大影院的电影，在那里，他们可以一起观看、跟着哼唱，如果影院允许的话，甚至可以随之起舞。那天晚上没有人跳舞，除非你把那些参与者脑海中翩翩起舞的票房预期也算进去的话。这部影片的首席制片人是英国人格雷厄姆·金（Graham King），他同时也是关于摇滚乐队皇后乐队的影片《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的制片人——该片于2018年上映，全球票房超过九亿美元。此后，金便一直致力于将一部迈克尔·杰克逊的传记电影搬上大银幕，如今只剩最后的技术细节有待处理。他建议在某场演唱会的段落中加大人群噪声。（影片中有大量演唱会场景。）”我们这些有幸亲历迈克尔演唱会的人都知道，现场简直是他妈的一片沸腾，”他说，”你要让观众感受到那种氛围。”
听他说话的人中，有一个身形魁梧却语气轻柔的男人，一身黑色着装，棒球帽几乎遮住了双眼。他叫安托万·福夸（Antoine Fuqua），过去数十年间一直是好莱坞最成功的导演之一，尽管未必是最受瞩目的那一类。福夸以硬汉执行危险任务的电影著称，尤其是2001年与伊森·霍克（Ethan Hawke）和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合作的《训练日》（Training Day）——华盛顿在片中扮演一名腐化得令人过瘾的警察，以至于观众几乎忘了自己应该站在他的对立面。福夸的作品还包括《白宫沦陷》（Olympus Has Fallen，2013），讲述恐怖分子袭击白宫的故事，以及《清道夫》三部曲（Equalizer trilogy），华盛顿在其中扮演一个复仇天使，总能找到充分理由干下不可告人之事——比如将子弹穿过一个敌人的眼眶射进另一个敌人的脑袋。福夸常说自己专注于讲述”处于压力之下的男人”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迈克尔》至少在逻辑上延续了他的一贯创作轨迹。但在其他方面，这是一次转变：影片不再围绕枪战与追逐展开，而是建立在一系列音乐表演的重现之上。在环球影城的放映会上，福夸提到了一些他希望音乐自然消退的时刻，就像老摩城唱片（Motown Records）的歌曲经常做的那样——在曲末悄然淡出，让听者意犹未尽。（他的表哥哈维曾是一名流行人声组合的歌手，后来成为摩城唱片公司的高管。）但他大多数的意见更为细微：他希望确保纽约办公室的一场戏在背景音中有足够的纽约气息，也担心几处同期补录的对白——演员在录音室重新配音——在整体基调上略显不符。但总体而言，他看起来颇为满意。”真的很不错，”他轻声说道，”我很享受。”
福夸的低调作风，既是其天性的自然流露，也是一种让周围人相信一切尽在掌控的聪明策略。在许多方面，福夸是好莱坞的一个局外人：一个来自匹兹堡的黑人，靠着九十年代拍摄音乐录影带和广告片磨砺出自己的技艺。然而他身上某种气质似乎总能让人如沐春风。这对于像福夸这样志在拍摄大制作、广受众影片的导演而言，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能力——他需要说服高管为影片注资，也需要说服明星出演其中。”慢即是顺，顺即是快，”福夸喜欢说，这句话既呼应了一句古老的军事箴言，也出自马克·沃尔伯格（Mark Wahlberg）在福夸执导的《生死狙击》（Shooter，2007）中，以一名神枪手身份所说的台词。
《迈克尔》是在与杰克逊遗产管理委员会的合作下拍摄完成的，坐拥庞大的既有受众，但也承载着相当的风险。杰克逊于2009年辞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已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他本人曾承认与青春期前后的男孩有过亲密乃至有时带有身体接触的关系，其中部分人指控他实施了性侵，而他对此予以否认。
在有关迈克尔·杰克逊这类人物的讨论中，一些为其辩护的人坚持将艺术家与艺术作品分而论之，但传记片注定同时关乎两者。杰克逊那些精妙绝伦的流行灵魂乐作品——《比利·简》（”Billie Jean”）、《随我摇摆》（”Rock with You”）以及无数其他曲目——至今仍拥有极高的人气，而对这些音乐怀有最深眷恋的人，往往也对其创作者抱有同样深厚的情感。《迈克尔》并非一部对善与伟大之间那种复杂关系进行两难沉思的影片，而是对传主毫无保留的礼赞，其底层逻辑是一个赌注：在杰克逊离世十五年后的今天，观众已经准备好重新拥抱他。
去年十一月，《迈克尔》的预告片在YouTube上线，首个二十四小时内播放量突破一亿次——这对狮门影业（Lionsgate）而言是个令人振奋的信号。狮门与其他公司联合为这部影片投入了约一亿五千万美元。主角迈克尔由亚法尔·杰克逊（Jaafar Jackson）出演，他是迈克尔之兄杰梅因（Jermaine）之子，那抹羞涩的微笑依稀熟悉，狂热的舞步则更是如出一辙。然而，若说《迈克尔》讲述的是一个”处于压力之下的男人”的故事，那这个人其实是主角的强势父亲乔·杰克逊（Joe Jackson）——由科尔曼·多明戈（Colman Domingo）出演，其表演强度，放在福夸那些更具战斗气息的影片里亦毫不逊色。
纵观职业生涯，福夸一直致力于使自己难以被归入某一类型；《训练日》大获成功后不久，他便远赴爱尔兰拍摄《亚瑟王》（King Arthur，2004），一部由克莱夫·欧文（Clive Owen）和凯拉·奈特莉（Keira Knightley）主演的战场史诗。他的目标，往往是给观众带来如乘坐过山车般刺激的观影体验，但如今他更多谈及的是讲述黑人故事的责任，尤其是黑人群体的故事。他为执导2022年的奴隶制题材剧情片《解放黑奴》（Emancipation，2022）——由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主演——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也倾向于将《迈克尔》描述得不像一部潜在的卖座大片，更像是一次历史性的正名之举。”迈克尔对于我们的文化而言太重要了，不能就这么被搁置一旁，”他告诉我。
福夸的履历包括十七部剧情长片和六部纪录片，以及他以制片人或执行制片人身份参与的电影和电视项目。【克里斯·帕特（Chris Pratt）主演的《终结名单》（The Terminal List）第二季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在Prime Video播出，他是该剧的制片人之一。】然而他从未获得重要奖项的提名，尽管他居住在洛杉矶郊外，他在附近的拳击馆训练时的自在，远比出席行业活动时自在得多。尽管如此，这一行难免要自我推介，于是在一个明媚的一月清晨，他出现在犹他州帕克城的街道上，步行前往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的一场宣传座谈。福夸身材高大魁梧，看起来像个退役的橄榄球运动员，但他实际钟情的运动其实是篮球：他曾凭奖学金就读于西弗吉尼亚州立大学（West Virginia State）——一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后转学至西弗吉尼亚大学（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福夸抵达犹他州时，《迈克尔》已接近完工，他趁机抽身，将注意力转向另一个”处于压力之下的男人”：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他的新纪录片《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正以此为主题，并在圣丹斯举行首映。在街上，他被一群手持《训练日》和《清道夫》海报的签名收集者拦住。他迅速签完名，随即退进电影人之家二楼的一间临时休息室。在那里，他见到了同台的嘉宾：网球先驱比利·简·金（Billie Jean King），八十二岁，思维犀利，精神矍铄，令人叹服。”能与您同台，是我的荣幸，”她说，福夸恭敬地鞠了一躬。他与运动员相处向来融洽，或许是因为他对他们怀有极深的敬意；他说，自己这辈子最难接受的事情之一，便是承认自己注定无缘职业篮球。在台上，福夸与金——后者此行是为她自己的新纪录片造势——谈起了体育运动与社会行动主义之间的关联。福夸曾为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执导过一部纪录片，金则分享了她与阿里相识的记忆：”他会说：’比利·简·金，你是王后。'”福夸在为《麻烦制造者》做前期研究时，欣喜地发现曼德拉曾是一名业余拳击手。他喜欢这个发现所揭示的反差：一个在美国的历史记忆中往往被塑造为非暴力图腾的解放英雄，现实中竟是一个斗士。”你要改变任何事情，只有一条路——你必须赢，”他说。
福夸在匹兹堡长大，父亲在亨氏（H. J. Heinz）食品厂担任领班，母亲则先后供职于大众汽车（Volkswagen）和市卫生局。他童年中最具决定性的事件，以某种恰如其分的方式，与枪声和仓皇奔逃有关。他说，十五岁那年，他和一个朋友被一名机修工误认为小偷而遭到枪击；他穿过附近一条小巷拼命逃跑，随后才发现血已渗进了他那件仿皮夹克，再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已躺在救护车里。”我们住的地方，人们或许会说是贫民区，但枪击并不是家常便饭，”他的母亲玛丽（Mary）告诉我，”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办法保护你的孩子。”
子弹穿臂而过，并未造成严重伤害，但枪击事件之后，福夸发现自己开始被电影院的安全感所吸引；他着迷于那些铁石心肠的主角，比如詹姆斯·卡格尼（James Cagney）在《白热人生》（White Heat，1949）中扮演的那个凶悍的亡命之徒。大学里，在打球和学习工程学之外，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导演，1987年，他移居纽约，去看看这个梦想是否可能实现。他做了一系列制片助理的工作，从中摸索出一些关于如何管理片场的心得，也学会了如何说”不”。有一次拍摄电视广告，他被分配去用扫帚和水桶把一段街道刷洗干净，好让它在镜头里更好看。那天他辞去了制片助理的工作，下定决心自己凑钱拍一部短片：一个超现实主义的黑帮情节剧，讲一个被负罪感所缠绕的毒品贩子。”非常’电影学生’，”福夸如今这样评价那部短片，尽管他从未真正上过电影学院。
后来，福夸辗转来到洛杉矶，进入宣传影业（Propaganda Films）——这对一个渴望成为导演的人而言，几乎是最理想的落脚之地。这家公司由史蒂夫·戈林（Steve Golin）联合创办，以拍摄音乐录影带著称，但随着时间推移，它汇聚了那个时代阵容最为强大的导演群体，包括迈克尔·贝（Michael Bay）、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和马克·罗曼内克（Mark Romanek）。福夸是公司里几乎唯一的黑人导演，他逐渐在黑人音乐领域建立起自己的专长，擅长以有限的预算打造充满质感的微型影像。史蒂夫·戈林的兄弟、编剧拉里·戈林（Larry Golin）与福夸交情深厚，十分欣赏他在音乐录影带领域的核心能力：让明星看起来酷。”我们常常拿他开玩笑，说他片里净是丝绸睡衣、钻石和香槟杯，”戈林回忆道，”他非常善于给唱片公司想要的东西——只不过品位更高一档。”为王子（Prince）的歌曲《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n the World”）拍摄录影带时，福夸将这位歌手置于一座小舞台上，让他为一位位坐着画像的女性轻声献唱，每一张脸庞都在他那王子般的光芒照耀下焕然一新。这首歌最终跻身前十名榜单——成为王子职业生涯中最后一首前十单曲。
福夸凭借与黑人音乐人合作的口碑赢得了更多机会，但他也隐隐担忧，这口碑同样在框定他的边界。他的客户所能拿到的预算，似乎远低于史密斯飞船（Aerosmith）这类白人乐队同等级别的工作。”我看那些录影带，老兄——规模那叫一个大，动用了直升机，”他告诉我，”而我拿到的是四万美元，有时候三万。”然而最终，正是这一口碑帮助他突破了自身的局限。制片人杰瑞·布鲁克海默（Jerry Bruckheimer）有一部新片叫《危险游戏》（Dangerous Minds），讲述一个白人教师在一所黑人与西裔学生为主的学校任教的故事，他需要有人来为原声碟拍一支录影带。布鲁克海默把歌曲发给了福夸：那是一个名叫库里奥（Coolio）的新兴说唱歌手的《天堂囚笼》（”Gangsta’s Paradise”）。福夸构想了一个以库里奥和影片主演米歇尔·菲佛（Michelle Pfeiffer）为主角的录影带，场景朴素，毫不浮华——不需要丝绸睡衣。布鲁克海默建议他给菲佛打电话，邀请她参与拍摄。福夸记得当时心里有些打鼓：”我心想，’你是让我去打电话给米歇尔·菲佛？'”然而菲佛告诉我，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那一个。”我受宠若惊，因为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哪里算得上酷，”她说。
他们一直拍到深夜，菲佛与库里奥在一个形如审讯室的场景中对峙。（库里奥眉头紧锁；菲佛神情凌厉，一身黑色皮夹克——客观而言——酷劲十足。）这支录影带帮助这首歌大热，进而带动了电影的卖座，而这一切也让福夸在业内确立了一种形象：一个风格鲜明、深谙街头气息的导演，与电影明星和说唱歌手同样游刃有余。此后不久，他便决定彻底告别音乐录影带；在筹备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期间，他转而专注于拍摄电视广告——酬劳更丰厚，种族定型也没那么棘手。
能够印证福夸早期声望的最佳素材之一，是1995年说唱歌手图派克·夏库尔（Tupac Shakur）接受采访时的一段录音，彼时距《天堂囚笼》发行不过数月。夏库尔当时正在与怪物·科迪·斯科特（Monster Kody Scott）交谈——后者是”八盘车黑帮匪帮”（Eight Tray Gangster Crips）中令人闻风丧胆的人物。斯科特写了一本畅销回忆录《怪物》（Monster），他兴奋地向夏库尔讲述将其改编成电影的计划。”导演是安托万·福夸，一个年轻的兄弟，”斯科特说，”一个纯爷们儿——跟我们一样。”福夸当时在宣传影业的总部泡了大量时光，在剪辑室里观摩其他导演的工作方式，但在业余时间，他也结识了洛杉矶帮派文化中的不少人物。宣传影业的高管安妮-玛丽·麦凯（Anne-Marie Mackay）记得自己曾惊叹于他穿梭于不同世界之间的能力。”他能够处理最危险的处境，并全身而退，”她回忆道。《怪物》本来应该是福夸的导演处女作，但他未能落实资金，于是转而执导另一部类型的黑帮电影：《替身杀手》（The Replacement Killers），一部横跨太平洋的犯罪片，故事发生在洛杉矶，主演是香港演员周润发。福夸花了几年时间才找到自己的方向。至今提起《诱饵》（Bait，1995）——一部反响平平、由杰米·福克斯（Jamie Foxx）主演的喜剧，片中人物有一句台词：”哦，我的蛋！我的蛋蛋。我的蛋蛋。”——他仍会不自觉地皱眉。
然而，福夸终究找到了与他同样志向严肃的合作者。在筹备《训练日》期间，他在洛杉矶一家酒店的酒吧与伊森·霍克会面，邀请他出演一名名叫杰克·霍伊特（Jake Hoyt）的正直菜鸟警察。”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霍克告诉我，”我们聊《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聊得如痴如醉，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走过来问我们是不是没事。”大卫·阿耶（David Ayer）所写的剧本冷酷、不煽情，给了福夸一个机会，将他在录影带时代锤炼出的风格化影像语言，与他对道德寓言和街头法则的个人兴趣融为一体。他在洛杉矶南中区（South Central）取景拍摄了部分场景，靠着在当地积累的人脉来招募群众演员，同时维系拍摄现场的秩序。按他的说法，他召集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人物开会，其中包括克莱（博）·斯隆（Cle “Bone” Sloan）——一个刚刚出狱的帮派成员。（斯隆后来执导了一部关于街头帮派历史的纪录片，由福夸担任制片人。）”我说，’我要带着丹泽尔（Denzel Washington）来拍这部电影，我要把它带到街区来，'”福夸告诉我，”每个街区都说，’来吧。’拉丁裔、黑人、血帮、匪帮，没有任何麻烦。”
当然，拥有丹泽尔·华盛顿是一大底气。两人曾在同一所五旬节教会礼拜，但福夸邀请他出演《训练日》时，彼此并不熟稔。如今他们已合作了五部影片，累计票房约八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是好莱坞最具商业号召力的搭档之一。在我们多次谈话中，福夸先后将华盛顿比作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你得接受，有时候他会走他自己的路”）和穆罕默德·阿里（”你可以给他一些指导，但他终归还是阿里”）。华盛顿那种阴郁而蓄势待发的气场，与福夸偏爱营造的那种目的感极强的氛围高度契合：观众会从中获得一种特殊的快感——看着一个人拒绝被任何事物分心或动摇。
在《训练日》中，华盛顿扮演的角色阿隆佐·哈里斯（Alonzo Harris）当然是个坏人：他比那些他纵容乃至在方便时亲手清除的罪犯更为堕落，也远比霍克扮演的、被派来做他搭档的那个角色要卑劣得多。（这种黑人之恶与白人之善之间的直白对照，放在今天，或许比2001年时更显得大胆出格。）影片发生在极度超载的一天之内，在此过程中，阿隆佐深陷困局、无路可退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最终，他被一群誓要执行街头正义的帮派成员团团围住。剧本的某个版本中，阿隆佐得以逃脱，但华盛顿和福夸否决了这个结局。”要以最坏的方式为阿隆佐·哈里斯活着提供正当性，他就必须以最坏的方式死去，”华盛顿曾在一次采访中如此说道。在高潮场景中，他的角色咆哮道：”金刚在我面前算个屁！”——他的表演气势之强，以至于这句台词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成了一声不可战胜的宣言，而非一个注定覆灭之人最后的嘶吼。
从某种意义上说，《训练日》是一部有些误导性的作品：它围绕一个魅力十足的反派构建，但执导它的导演其实对英雄主义更感兴趣。在福夸的作品序列中，与阿隆佐气质相近的人物寥寥无几，其中之一是现实中的嘻哈界大亨舒格·奈特（Suge Knight）——此人以强横乃至暴力的处世方式著称。2018年，福夸拍摄了纪录片《美国梦/美国噩梦》（American Dream / American Knightmare），片中奈特自述生平，无人质疑反驳，让观众自行判断他究竟有多邪恶。
福夸大多数剧情长片的核心，是更接近罗伯特·麦考尔（Robert McCall）这类人物的角色——华盛顿在《清道夫》系列中的形象，技艺与道德准则均近乎超凡。”他是圣米迦勒，踩在魔鬼头上，”福夸说，”有时候，这是必要的。”第一部《清道夫》改编自八十年代的一部同名电视剧，原剧由英国演员爱德华·伍德沃德（Edward Woodward）主演，扮演一名举止优雅、从情报机构退役后转型为义警的人物。华盛顿版本的麦考尔自律、却又伤痕累累，或许还受着某种类似强迫症的困扰。”他需要一切井然有序、各归其位，因为他自己并不完整，事情也并不合拍，”第一部上映前后，华盛顿曾如此说道，”他不是那种四处惩奸除恶的无脑超级英雄，他在挣扎。”有一场著名的戏，镜头推进至华盛顿的眼睛，他环顾满屋俄罗斯黑帮，脑中迅速盘点可用的武器：一把枪、一把刀、一只玻璃杯、一把开瓶器。”十六秒，”他低声说，随即按下手表上的计时器，有条不紊地将屋内的活口清减至一人。”对不起，”任务完成后，他更轻地说了这句话，血腥之后的这声道歉，让观众得以说服自己：暴力不过是不得不然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
福夸最钟爱的导演之一是黑泽明（Akira Kurosawa），他的《七武士》（Seven Samurai）被约翰·斯特奇斯（John Sturges）重新演绎为西部片经典《豪勇七蛟龙》（The Magnificent Seven）。这两部影片通常被描述为对暴力之徒劳性的沉思——在那个世界里，正义不过是无休止的攻伐与报复的另一种形式。福夸于2016年翻拍了这部西部片，阵容星光熠熠：他让华盛顿与霍克再度携手，又加入了克里斯·帕特（Chris Pratt）和彼得·萨斯加德（Peter Sarsgaard）。在混乱的高潮戏之后，福夸以一段画外音送出一个毫不含糊的信息，由那个招募了这群亡命之徒的女人说出：
“无论他们生前是何种人，在生命终结之际，每个人都以勇气和荣誉站在那里。他们为那些无力自保的人而战，也为他们而死。这一切，只为赢得一件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东西。这是壮举。”
这个结尾毫不含蓄，却折射出福夸对清晰明了的偏爱：他的电影里充满了打光充分的面孔、干脆利落的音效（比如上膛的声音），以及泾渭分明的道德界限。”我也很想讲一个穷凶极恶的混蛋的故事——但他得是毫无悔意的那种，”福夸告诉我，”你要么站在这边，要么彻底站在那边。没有灰色地带。”他的电影中，张力通常来自主人公究竟能否成功、以何种方式成功，而不是来自对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揣摩。2009年，霍克与韦斯利·斯奈普斯（Wesley Snipes）、唐·钱德尔（Don Cheadle）共同出演了福夸执导的《布鲁克林警察》（Brooklyn’s Finest），一部格局宏大的警察惊悚片。”我记得理查·基尔（Richard Gere）来探班时说，他好久没有置身于睾酮浓度这么高的空间里了，”霍克告诉我。
多年来，福夸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工作密度，有时仿佛在独自运营一家电影公司。与导演泰勒·佩里（Tyler Perry）不同——后者出于讲述黑人故事的执念，选择在亚特兰大建造一套平行的好莱坞体系——福夸始终志在于好莱坞内部赢得一席之地。根据心情的不同，他谈及自己并不总被视作行业精英圈子的一员时，有时流露出自豪，有时又透着一股隐隐的不甘。”你不需要和每个人握手，”他有一天下午告诉我，”只要你的作品质量过硬，处事有风度，那就够了。”但他同样敏锐地意识到，他的作品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认可。”每年这个时候都让我难熬，”他说。那是三月，他的许多同行正在为奥斯卡颁奖典礼做准备，而他的作品向来与那座小金人无缘。唯一的例外是《训练日》，华盛顿凭借此片摘得最佳男主角奖。领奖时，华盛顿称福夸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导演，一位非裔美国导演”，然后向台下张望，补了一句：”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安托万——爱你。”福夸当时坐在影院的靠后排，不仅华盛顿没有看到他，连电视转播的摄影机也没有捕捉到他。”有些记者甚至不知道我是这部片的导演，”他回忆道，”那时候，做一个黑人导演，并不是什么光鲜的事。”
几年前，福夸以为自己终于迎来了另一次机会——《解放黑奴》（Emancipation，2022），一部由威尔·史密斯主演、取材于十九世纪一名逃奴照片的影片，照片中，那个人将背上的累累伤疤袒露于世。这是苹果工作室（Apple Studios）的项目，预算逾一亿美元，福夸说服了德高望重的摄影师罗伯特·理查森（Robert Richardson）担任摄影指导——尽管后者对路易斯安那州的野生动物心存顾虑，而影片大部分正是在那里取景。”我实在受不了蛇和鳄鱼，”理查森告诉我。和许多合作者一样，他事后对福夸轻柔而有效地说服周围人接受那些他们起初未必乐意的事情印象深刻——比如把整个剧组带到美国南方的偏僻腹地。（拍摄地原本定在佐治亚州，但福夸和史密斯将其迁出，以抗议他们所说的”令人联想到重建时代末期那些投票障碍法案”的新选举法。）理查森告诉我，福夸那种总能如愿的本事，让他想起了自己合作过的另外几位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和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这四个人，你没有一个能真正对他们说不，”他说。
《解放黑奴》最大的资产是它的主演——至少在剪辑阶段，困惑的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问”这是真的吗”之前是这样。史密斯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当众掌掴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一夜之间成为美国最不受待见的演员之一。福夸曾考虑从中斡旋，为两人安排一次会面，但最终他决定，这不是他该管的事，他大概也无力挽救这部影片。影评褒贬不一，史密斯无法有效地为影片做宣传；每一个与他交谈的人都只想聊那一巴掌，而他始终未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那种感觉就像所有人都在迁怒我们，恨我们拍出了这部电影，”福夸告诉我，”不管它有没有机会冲奥——这件事我一直放在心里。”
福夸并非从一开始就觉得讲述迈克尔·杰克逊的故事是他该做的事。”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大概会说，’我不知道这适不适合我，'”他告诉我。他记得，就在他刚刚在业内立稳脚跟的时候，有人曾提到为杰克逊执导一支录影带的机会。”那是个大项目，但我并没有往那边冲，”他说。九十年代，嘻哈音乐正在让美国流行乐的声音变得日益粗粝强硬；而杰克逊，那种阴柔、戏剧化的气质，令他看起来与文化主流越来越格格不入。但随着时间推移，福夸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杰克逊——与其说他是一个异类，不如说他是一种原型：奇异，但并不比他从童年起就被迫游走于其中的那个娱乐圈世界更奇异。
如果福夺以为，拍一部关于流行歌星的传记片会比在路易斯安那的沼泽里拍一部关于奴隶制的影片省力，那他错了。这部影片以音乐为基础构建，而杰克逊的歌词并不是在工整地讲述他的人生故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真的对一个准备街头械斗的人喊出”Beat It”。更关键的是，制片人格雷厄姆·金需要获得杰克逊遗产管理委员会对音乐的使用授权，这实际上赋予了委员会对整个项目的否决权。一部没有迈克尔·杰克逊歌曲的迈克尔·杰克逊电影，不可能成为全球卖座之作。
制作因2023年好莱坞罢工而延期，但《迈克尔》依然是上映计划中最受期待的影片之一，也是被保护得最为严密的一部——金和福夸对拍摄计划几乎只字不提。正式开机后，福夸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方式，将他惯用的肾上腺素式风格注入其中。他拍摄了一场出人意料的动作戏：重现1993年警方突击搜查梦幻庄园（Neverland Ranch）的场景——那是杰克逊的私人宅邸和游乐园，位于圣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最偏远的郊外。搜查完毕后，警员对杰克逊的身体进行了检查和拍照，以便与乔丹·钱德勒（Jordan Chandler）的陈述相互印证——这名十三岁男孩指控杰克逊在一次同住期间触摸了他的下体。钱德勒家人提起诉讼，杰克逊以约两千三百万美元和解；此后，钱德勒停止了与检察官的合作，调查随之终止。
这次突击搜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杰克逊的种种怪癖——他不断变化的容貌、他对动物的迷恋，尤其是他对孩子的爱——还只是人们私下窃笑的谈资。2005年，杰克逊面临与另一名十三岁男孩遭受虐待指控相关的十项罪名。尽管他被全数宣判无罪，这些指控仍对他的音乐遗产构成了长期阴影——尤其是2019年纪录片《离开梦幻庄园》（Leaving Neverland）上映后，片中讲述了又两名指控受害者的经历。在社会各界对知名人士涉嫌不端行为的广泛重新审视中，有人开始担忧杰克逊或许会从播放列表中消失。然而事实证明，要停止聆听杰克逊的歌曲，远比停止观看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电影或《天才老爹》（The Cosby Show）困难得多。问题的一部分在于，他的影响力实在太过深远；来自加拿大、艺名”威肯”（the Weeknd）的歌手，凭借对杰克逊音乐的忧郁而精致的当代演绎，已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表演者之一。在百老汇，《迈克尔·杰克逊音乐剧》（MJ the Musical）已连演逾四年，鼓励观众以对那些热门歌曲的热爱，去压过对他人生的疑虑。尽管他的歌曲基本上已从电视广告中销声匿迹，动画电影《坏蛋联盟2》（The Bad Guys 2，2025）去年在一支预告片中使用了《Bad》。法律纠纷尚未画上句号——《离开梦幻庄园》中两名主要指控者针对杰克逊遗产管理委员会提起的诉讼，预计将于今年秋天开庭审理。但距杰克逊离世已逾十五年，公众的愤慨似乎正在消散，或许是因为杰克逊在越来越多人眼中，已成为一个来自过去的受困者，而非一个困扰着当下的麻烦制造者。
福夸并不打算淡化那段笼罩在杰克逊晚年的争议。恰恰相反，他构想的是一部可能被解读为对传主进行挑衅性辩护的影片。谈及那场搜查的场景，他告诉我：”我拍了他被剥光衣服、被当作动物、当作怪物对待的过程。”福夸并不相信杰克逊做了他被指控的那些事，尽管指控者多达五人，且杰克逊本人曾公开谈及与男孩同床。”每当我听到关于我们的事——尤其是处于某种地位的黑人——我总会停下来想一想，”福夸告诉我。他提到了猫王（Elvis Presley）生平中的若干事实，暗示其中存在双重标准。【普雷斯利认识他未来的妻子普里西拉（Priscilla）时，她年仅十四岁，十七岁便迁往孟菲斯与他同住。】他对部分指控者的父母持怀疑态度，尤其是钱德勒的父亲——一名叫埃文·钱德勒（Evan Chandler）的牙医兼兼职编剧，曾被录音记录到威胁要让杰克逊”颜面尽失到无以复加”。（埃文·钱德勒于2009年自杀身亡，距杰克逊离世仅数月之后。）福夸强调，他并不知晓针对杰克逊的指控究竟是否属实。但他说，”有时候，人们会为了钱去做一些很肮脏的事情。”
福夸大部分工作都在家里的泳池小屋里完成，他喜欢在研究新项目时同时观看老电影，那里所有人都知道，门一旦关上就不要打扰他。电影如今已是这个家庭的共同事业。1999年，他与演员蕾拉·罗彻恩【Lela Rochon，主演《等待呼气》（Waiting to Exhale）】结婚。他的儿子布兰多（Brando）正在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就读，立志成为导演；另外两个孩子在他的制片公司工作——女儿艾西亚（Asia）在《迈克尔》中有一个短暂的亮相，扮演在《颤栗》（“Thriller”）录影带中出演杰克逊女友的那位女演员。
每当需要主持会议，福夸便驱车前往圣塔莫尼卡（Santa Monica），他在那里的一家后期制作公司租用了办公空间。一间房间的墙上挂满了他历年影片的海报，有卖座之作（《白宫沦陷》），也有折戟之作【《太阳之泪》（Tears of the Sun），一部以尼日利亚为背景、由布鲁斯·威利斯（Bruce Willis）主演的战争片】。福夸是一个线性叙事者，他最出色的影片胜在动势，以及霍克所说的那种镜头”音乐性”。”他的摄影机一转，我总能在脑海中听到配乐，”霍克告诉我。曾在福夸多部影片中担任副导演的杰米·马歇尔（Jamie Marshall）对他的一种能力印象深刻：即便制片人开始焦虑不安，他也总能让演员感觉不到丝毫催促的压力。”他会排练八个小时，所有人都快崩了，然后他开机拍这场戏，一个半小时就全部搞定，”马歇尔说。福夸这种举重若轻的能力，或许部分解释了他为何能持续成功，却又始终保持着相对低调的存在。”他是最古典意义上的’拍片人’——场面调度，以及围绕它展开的视觉编排，”一位曾与他合作的制片公司高管说，”他所做的事情，难度被大大低估了，因为他在提升类型片的格调，而且做得如此浑然天成。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忘记了他有多出色。”
就在完成《迈克尔》的同时，福夸已着手另一部截然不同的传记片：《汉尼拔》（Hannibal），一部Netflix影片，丹泽尔·华盛顿将出演主角。历史上的汉尼拔·巴卡（Hannibal Barca）——曾率领迦太基军队与罗马对抗——其种族身份并不能简单对应于现代的分类标准：他是地中海人，面貌或许接近今日的阿拉伯世界居民。但福夸的汉尼拔是一个清晰可辨的黑人形象——一个非洲起义者，正面迎战一个欧洲帝国。”我们能做到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福夸说，”九万名士兵，三十七头大象，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辎重补给，翻越阿尔卑斯山。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征程。”
近日某个下午，福夸在办公室召集了一次会议，研究这场征程究竟该如何呈现。摄影师理查森在场，动物驯导师斯莱德·雷诺兹（Sled Reynolds）也在——他自八十年代起便是好莱坞最出色的动物驯导师之一，当天头戴一顶猎装帽，仿佛随时准备驯服从圣塔莫尼卡高速路上漫步而来的任何野兽。”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大象的问题，”福夸说。他正准备前往意大利勘景，这意味着他也得先去勘察一些大象。
雷诺兹表示，当地动物园的库存不容乐观。他估计意大利大约有七八头大象，而且”没有一头有象牙”。众人讨论了安装假象牙乃至数字合成象牙的可能性，也考虑了汉尼拔坐骑的大象是否有必要像它的主人一样，呈现出明确的非洲血统。（亚洲象体型较小，头部和耳朵的形状也与非洲象不同。）
福夸已绘制了数百页分镜脚本，细化了无数细节，但他知道，《汉尼拔》的成败最终不只取决于历史还原的精准，还取决于这位英雄踏上征途时在银幕上看起来有多酷。”不管我们怎么处理大象，它们都必须显得够大，”他说。
2024年，《迈克尔》主体拍摄完成后，福夸从格雷厄姆·金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杰克逊与钱德勒家族达成的和解协议中，原来包含一项条款，明确禁止遗产管理委员会参与任何对钱德勒指控相关事件的描绘。福夸拍出的那部影片，就这样在实质上变得无法发行——不是因为他对杰克逊过于苛责，而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太急于为他辩护。
福夸曾考虑放弃这个项目，但最终同意对影片进行重新构思。即便无法触碰那些指控，他仍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为杰克逊正名——让观众重新看到他所经历的一切：从一个被过度劳役的童星，到一个被过度神化的流行偶像。影片中，我们看到杰克逊与兄弟们一同排练，前往医院探望病童；更多时候，我们看到他独处，与他那只黑猩猩”泡泡”（Bubbles）相伴——那是一个颇为逼真的数字复原形象。修改后的《迈克尔》在八十年代末收尾，杰克逊名声正隆，光环未损。福夸没有记录他的陨落，只是记录了他的崛起——以及，可以说，他的解放。正如金所言，这是一段”怀旧之旅”。从未有过表演经验的亚法尔·杰克逊告诉我，福夸有时会在一条拍完后走到他身边轻声说：”你现在所在的那个状态，就留在那里。”
《迈克尔》或许是继《训练日》之后，福夸首部以反派为核心的剧情长片。只不过，反派不是迈克尔·杰克逊，而是他的父亲乔——正是他那股要把儿子们带离印第安纳州加里市（Gary, Indiana）的决心，最终演变成了某种更为有毒的东西。“到了某个时刻，你就变成了恶魔，”福夸说，”你被金钱和权力所诱惑，沦陷其中。”在与科尔曼·多明戈的交流中，福夸反复强调，乔也是非裔美国父亲的一个强悍形象，尽管形象并不完美。”我们谈到了那些在民权运动之前的年代成长起来的黑人男性，谈到了他们养育子女的责任，以及他们所面对的种种困境，”多明戈告诉我。在影片中，迈克尔·杰克逊的大量时间都是在回应父亲的管控与挑衅，后者对他说：”这个地方之外，没有人能理解你。”影片沉郁的弦外之音是：或许这句话是真的。
如果《迈克尔》能够成功，那将是因为观众沉浸其中，无暇细想这种可能性。福夸和金正在商讨拍摄续集，届时或许会用上他们已经拍摄的部分争议素材。但就目前而言，一段曲折的合约磨合最终产生了一部出人意料地简单明快的影片：一个胜利的故事，悲剧只潜伏在文本之下，潜伏在那个未曾说出口的可能性中——一个在父亲的阴影下、于恐惧中成长的聪慧而敏感的男孩，最终或许不只是受害者，也可能是施害者。
即便砍去了所有涉及性虐待指控的场景，《迈克尔》仍在这个家族内部激起了裂痕。杰克逊的女儿帕丽丝（Paris）在Instagram上发文，称这部影片”迎合的是父亲的部分粉丝群体，那些仍活在幻想中的人”，并批评遗产管理委员会未能及早意识到钱德勒故事线可能引发的法律问题。杰克逊昔日的律师、遗产执行人之一约翰·布兰卡（John Branca）与这部影片还有另一层关系：他本人是片中的一个角色，由迈尔斯·泰勒（Miles Teller）扮演，将他塑造为杰克逊最得力的保护者之一。《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近日报道称，在一场预映会上，迈克尔的妹妹珍妮特·杰克逊（Janet Jackson）”对片中的一切都颇有微词，从表演到妆造”。（珍妮特本身就是流行乐坛的传奇人物，她要求不出现在这部影片中。）
影片将于4月24日公映，杰克逊那些狂热的粉丝将有机会作出自己的裁决，仍坚持走进影院的观众亦然。几周前，行业媒体《截止日期》（Deadline）报道称，预售数据显示《迈克尔》的首周末票房有望超越《波西米亚狂想曲》，而迄今为止，外界对于一部”挺迈克尔”影片的公开抵制声音，依然相当微弱。
福夸无法假装对《迈克尔》的票房毫不在意，但他早已构建出一种方式，让自己无论如何都能保持忙碌的状态。在他不得不对《迈克尔》进行最后修改的那天，他正在纽约——此前刚从意大利勘景归来，为《汉尼拔》做准备。他发现了几处可以改进的地方——某场戏中迈克尔童年旧居的打光，与另一场戏中的光线不太吻合。但几个小时后，坐在酒店大堂里，他看起来对完成了这项工作颇感欣慰。”我回来，上楼待了一会儿，洗了把脸，”他告诉我，”就这样。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本文原载于《纽约客》2026年4月27日印刷版，标题为”行动派”（”Man of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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