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带你稍微窥见一下编辑部的思考世界。在《Ekko》杂志的编辑部，我们长期试图理解这样一个复杂局势：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世界政治板块正在摩擦并发生位移。这对文化生活和电影艺术意味着什么？在特朗普挑战北约、嘲讽欧盟并威胁丹麦王国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能坚持那些几十年来由美国电影文化所支撑的“好故事”理想？
请允许我切换一个场景。这位作者自去年夏天起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我站在Tønder音乐节上，在名为Bolero的舞台前用靴尖轻轻打着拍子。美国音乐人埃里克·科斯基宁（Erik Koskinen）正在那里演出。
“写得像鲍勃·迪伦（Bob Dylan），长得像汉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走路像约翰·韦恩（John Wayne），抽烟像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演奏却独一无二。”节目册这样描述这位创作歌手及其音乐。在一群戴着经典牛仔帽的观众的欢呼中，他以一种简单而粗粝的风格歌唱美国价值观：驾车远行、邂逅一位美丽的女子。与此同时，特朗普却在电视和社交媒体上嘲讽欧洲，并对北约大加挞伐。
丹麦——或许与冰岛一起——仍然是世界上最亲美的国家之一。万圣节早已超过丹麦的传统“打猫节”（Fastelavn），后者是一个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正如如今“黑色星期五”的规模也已经超过丹麦传统的一月打折季。
在那些日子里，当世界担心美国可能会把具有攻击性的军事靴子踏上格陵兰时，我反复想着：这种状态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但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通过谁来讲述这样一个复杂的故事？这个故事需要叙述者同时拥有美国与欧洲的经验。有一天，一个突如其来的认知闪现：比利·奥古斯特（Bille August）。
▍个体的胜利
凭借1987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征服者佩尔》（Pelle Erobreren），比利·奥古斯特进入了美国市场，同时他也坚持创作一种带有欧洲渊源的史诗性叙事。
我们通过电话联系到比利·奥古斯特时，他正在罗马的一间工作室里，为他的下一部电影做最后的收尾工作。这部影片改编自意大利作家埃里·德·卢卡（Erri De Luca）的小说《你，我》（Tu, mio，英文名 Me, You）。影片将于秋季举行世界首映，但他仍然需要补拍一些镜头，而且还略显紧张，因为他同时也在启动一个新的电影项目。
不过，在一个周五的傍晚，他的日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个小空档。《Ekko》此前已经请他思考一个将作为本次采访核心的命题：我们是否正站在一个转折点上，而这一切与特朗普政府有关？比利·奥古斯特清了清嗓子。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开始。美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构成。在这个国家里，一切都围绕着通过个人进步和成功来生存。这也影响了文化——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这位77岁的导演说道，并进一步聚焦这个命题。
“故事的讲述方式是以情节为中心、讲求效率的。这与美国这个国家的本质是相关的。而在丹麦和欧洲，我们拥有一千年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由自然与季节更替所塑造。这形成了一种更具沉思性与忧郁气质的叙事方式，而美国的叙事传统则由一种简洁而具有释放性的情节驱动，其中个体获胜并取得成功。”
但一些丹麦导演会放弃这种更为缓慢、更加反思性的叙事方式——这种方式对观众的要求更高——转而采用更有效率的“钩子”，以吸引更广泛的观众，从而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美国的模式始终具有诱惑力。一块汉堡富含脂肪、盐和糖，很容易被消化。我们在各个层面上都已经成为这种文化的一部分，”比利·奥古斯特说。
▍ “让他飞过来！”
当比利·奥古斯特在2006年执导《再见巴法纳》（Farvel Bafana）时——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南非狱警詹姆斯·格雷戈里（James Gregory）在种族隔离时期，于罗本岛看守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长达二十年的故事——他遭遇了美国式叙事传统。
“一位美国联合制片人希望我们加入一个场景：纳尔逊·曼德拉在海里被鲨鱼追逐。这在现实中从未发生过，但他们就是希望能制造娱乐效果。谁在乎？我们当然拒绝了。”比利·奥古斯特还用另一个例子说明，美国在文化理解方面有时会显得尴尬地贫乏。
“当我为Mandalay Entertainment制作《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时，美国制片人乔恩·彼得斯（Jon Peters）正在制作另一部电影。在剪辑过程中，影片中使用了巴洛克晚期德国作曲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音乐。当乔恩·彼得斯在片场看到影片并听到这段音乐时，他问这是谁写的。有人回答：‘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随即说道：‘让他飞过来！’”
▍对效率的要求
这些故事将美国以情节驱动的叙事文化与欧洲更具精神气质的传统之间的差异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欧洲，电影不仅仅被视为娱乐，同时也被视为具有教化意义的艺术——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文明更加古老、更加成熟。
哲学家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美国》（Amérique）一书中，将美国文化描述为一种“拟像”，而不是更深层的现实。与此同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则描述了一个具有艺术重量的欧洲，而美国文化则更多地顺应市场逻辑与效率要求。
丹麦电影史深受欧洲传统的影响，导演如 卡尔·西奥多·德莱叶（Carl Th. Dreyer）和 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都强调艺术细腻性、个人表达与社会议题。
“我对这种差异非常着迷。在美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作为消费社会的一部分存在：它必须能够被转化、被营销、被出售。而在欧洲，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偏离了自己的传统，让美国的模式影响了我们讲述影像故事的方式。”
“当然，欧洲也会拍出糟糕的电影，美国也会拍出优秀的电影。但来自美国的影响确实在一些地方强化了我们对效率和紧凑叙事的追求——往往以牺牲更具停顿感和反思性的表达为代价。当然，并非总是如此，但确实存在这种情况。”
——能否说，在《征服者佩尔》中，你借鉴了两种传统：既有复杂而现实的人物刻画，也有来自马丁·安徒生·内克索（Martin Andersen Nexø）原著中的“幸福结局”？
“是的，这种说法并不完全错误。我想这也是它能够在美国取得成功并赢得众多奖项的原因之一。
《征服者佩尔》拥有清晰的语言、清晰的情节以及能够吸引观众的戏剧结构。因此，它的叙事语言某种程度上走向了美国模式，但同时故事仍然保留了一种开放性。这也是内克索的特点：既有清晰的故事，也有内在的表达。”
▍来自真人秀的时代
比利·奥古斯特并不是唯一一位带着欧洲传统进入好莱坞的丹麦导演。
奥勒·博内达尔（Ole Bornedal）是最早跨越大西洋的一批人之一，他在1997年执导了《守夜人》（Nightwatch），这是他自己丹麦电影《守夜人》（Nattevagten）的重拍版。
苏珊娜·比尔（Susanne Bier），凭借奥斯卡获奖影片《更好的世界》（Hævnen）闻名，她随后赴美拍摄了2007年的《遗失在火中的记忆》（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以及后来包括《蒙上你的眼》（Bird Box，2018）在内的作品。她那带有“Dogme运动”遗产的风格，使她在寻求现实感的好莱坞体系中颇具吸引力。
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Nicolas Winding Refn）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在完成《毒品贩子》三部曲（Pusher trilogy）和《维京英灵殿》（Valhalla Rising，2009）之后，他凭借2011年的《亡命驾驶》（Drive）征服了美国独立电影界。
此外，还有一些由丹麦导演执导、却常被误认为是好莱坞作品的电影。例如罗勒·莎菲（Lone Scherfig）的《成长教育》（An Education，2009）。这部影片虽然获得美国资金支持，但在英国制作，因此属于欧洲叙事传统。
这些作品的共同点在于：它们从来不只是纯粹的动作片，而是兼具有效叙事、潜在社会批评以及较为可信的心理人物刻画。简而言之，它们是一种两种叙事模式的混合体。比利·奥古斯特认为，这种风格上趋于简单的人物塑造以及明确的情节解决，在电视领域尤为明显，而真人秀则是美国传统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他指出，特朗普本人正是一个真人秀的产物。
“这说明了很多问题。他属于这种‘情节文化’。他说话的方式是划分反派与英雄、失败者与胜利者。当泽连斯基访问白宫，两人发生争执，政治上显然是一场失败时，特朗普甚至说：‘This is going to be great television!’（这会成为一场精彩的电视节目！）”
——为什么好莱坞没有像摇滚明星布鲁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那样，对特朗普进行强烈抗议？演员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的抗议似乎是个例外，但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
“音乐人可以更直接地面对观众，因为他们可以自行发行作品。但演员必须依赖工作机会。如果他们过于高调地表达立场，很多人担心这会影响他们接到工作的机会。”
▍对易消费内容的厌倦
比利·奥古斯特曾多次收到制作纯美国商业电影的邀请，但他都拒绝了。
“我无法在动作片或惊悚片领域做出好的作品——那不是我的强项，我也不是适合的导演。同时，我总是希望拥有最终剪辑权，但在大多数好莱坞电影中，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制片人手中，因为是他们投资了项目。”
——那他们为什么还会邀请你？
“他们希望得到一种‘欧洲气质’，让人物更加立体。这是他们的想法，但整体仍然是以情节为导向。对我来说，一部电影必须表达某种内容——我必须有理由去拍它。关键在于让戏剧性与影片的核心命题融合在一起。当这一点实现时，作品才真正成立。而这正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
——在美欧冲突之后，是否会出现一种欧洲式的新方向？
“是的，可能会加强一种本来已经在形成的趋势。这是一种反作用。这不仅仅是对美国政府强硬姿态的回应，但确实加速了这一进程。”
“我们已经对那些容易消费的内容感到厌倦。人不可能一直以这种方式生活。我们需要更多复杂、开放的叙事，需要那些真正有内容、不可预测的故事。当你在旅行时坐在电脑前看一些糟糕的电影，那是一种逃避——你并不真正存在于自己的时代。我认为这种状况正在改变，而美国政府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为什么会这样？
“特朗普这个人物过于透明了。如果一个人通过操控而远离真实，他就无法在现实中长期保持相关性。美国还有其他力量存在，它们会重新崛起。而我们欧洲也会作出回应。这不仅仅是因为特朗普及其政府，更因为我们已经被消费社会所腐蚀。”
｜原文刊登于2026年4月10日出版的《EKKO》（总第100期）纸质版杂志，PP.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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