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导演，给自己电影里的通敌者起了和自己一样的姓。
这不是笔误，也不是隐喻游戏。伊曼努尔·马雷（Emmanuel Marre）新片里的主人公叫亨利·马雷（Henri Marre），是他的曾祖父。1940年9月，贝当政权刚刚建立，这个49岁的男人只身来到维希，身无分文，与妻儿分离，但行李箱里装着自己自费出版的政治小册子——书名，叫《我们的救赎》（Notre Salut）。他要靠这本书，在新政权里谋一席之地。
历史记录显示，亨利·马雷后来成为维希政权利摩日专员公署的省级督察，负责管理劳动力统计事务——这是一套由维希当局主导、为协助占领服务的行政机器。
2026年5月，伊曼努尔·马雷带着同名电影，走上了戛纳主竞赛的红毯。他把这个家族秘密拍成了一部155分钟的影片，片名就叫《我们的救赎》。
这是他的第二部长片。
要理解马雷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必须先理解他是怎么拍电影的。
他不写剧本。或者说，他不相信剧本。他的工作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思考和制作”，而非”写作和执导”。拍摄时，他对演员的要求是随时保持备战状态——镜头可能在任何时候开始，也可能在任何时候停下。他反复拍同一场戏，拍到所有人都已精疲力竭，不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到某种无法表演的东西浮出水面。七分钟的素材，最后可能只剪进四十秒。他说：”你知道那四十秒之前发生了很多——那些话已经说过了，那些感情已经经历过了。留下来的那一刻，才真正属于电影。我要拍的，是正在诞生中的感情。”
他将这套美学追溯到雅克·罗齐耶（Jacques Rozier）和盖·吉尔（Guy Gilles）——那一代为边缘电影而战的法国导演。他的电影拒绝工业化，拒绝控制，宁要”打动人心的脆弱”，也不要”技术上的精准”。
这个原则在他最早的作品里就已经成形。2017年的中片《夏日电影》（The Summer Movie）拿下了让·维果奖。两年后，记录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马克龙对勒庞——的纪录虚构混合片《城堡到城堡》（D’un château l’autre）在洛迦诺摘得最佳短片金豹奖。政治从那时起就潜伏在他的电影里，只是还没有找到它最直接的形式。
2021年，他与编剧伴侣朱莉·勒库尔（Julie Lecoustre）联合执导的首部长片《活在当下》（Rien à foutre）在戛纳影评人周首映。
故事的起点是一个瞬间：在一架廉价航班起飞时，他看到一名空乘坐在机舱尾部的专用折叠椅上，表情像是把某种巨大的东西留在了地面。那种瞬间，他说，有一种”近乎形而上的力量”——广播响起，她站起来，变回那个向乘客兜售香水的人。那个反差里藏着一整个时代的孤独。
他想到了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的画作《纽约电影院》——一个在观众之中孑然一身的带位员。他把这个形象叠印在当代廉价航空的劳动现实上，选中了阿黛尔·艾克萨勒霍布洛斯（Adèle Exarchopoulos）主演。非职业演员则直接从真实的空乘群体中招募。他们坚持同样的原则：小团队，拒绝工业操作，允许失控。影片在影评人周赢得GAN基金会发行奖，也让艾克萨勒霍布洛斯获得了凯撒奖最佳女演员提名。
《活在当下》拍的是一个用飞行逃避悲伤的女人。逃是核心，也是命题。
这个命题，在《我们的救赎》里，被他带回了家族内部。
2025年4月，拍摄在利摩日的街头展开。剧组重现了贝当到访利摩日的历史场景。马雷站在拍摄现场说：”想到这一切就发生在这里，就有点奇怪——委员公署的办公室就在人民之家。维希的失业政策非常严苛。”
斯万·阿劳德（Swann Arlaud）扮演亨利·马雷，这位凭《坠落的审判》（Anatomie d’une chute，2023）二度捧得凯撒奖最佳男配的演员，用一句话描述了这个人物：”他是一个有野心、想要谋得要职的人，觉得自己不被认可，想把事情做好——但他在每一件事上都错了。”
马雷说，他想拍的是历史照片背景里那些若隐若现的人——那些”在阴影中存在、从未真正被看见”的人。不是纳粹，不是抵抗者，而是那些以”效率”之名让机器运转下去的普通官僚。他们或许真的相信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或者他们只是需要一份工作，需要在一个巨大的溃败面前感觉自己还有用。
这是”平庸之恶”的变体，但马雷的处理更私人，也更不舒适：因为那个人和他同姓。
影片首映前夕，他联署了一封刊登在《解放报》上的公开信，抗议博洛雷集团（Bolloré）对法国电影界的渗透。那封信和《我们的救赎》，指向同一个问题：当一套体制运转得如此顺畅，谁选择了服务它，谁又假装没有看见？
在《我们的救赎》里，伊曼努尔·马雷以他曾祖父的名义，站在他自己的名字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