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的《纸老虎》（Paper Tiger，2026）、滨口龙介（Ryûsuke Hamaguchi）的《突如其来》（All of a Sudden，2026）、拉杜·裘德（Radu Jude）的《一个女仆的日记》（The Diary of a Chambermaid，2026）成为电影节第一周的亮点。
简·施恩布伦（Jane Schoenbrun）的《死亡夏令营的青春性爱》（Teenage Sex and Death at Camp Miasma，2026）在概念层面令我振奋，但我最大的保留意见在于：我并没有获得多少纯粹的乐趣——至少远不如预期。毕竟这是一部关于砍杀片、关于痴迷砍杀片的人、以及从这种关系中生长出来的扭曲欲望网络的电影。也许施恩布伦并无意重现那些”问题”血腥片的原汁原味，但那种刺激的缺席确实让我开始期待：戛纳今年的第一次纵情狂欢会从哪里降临？答案在电影节第一个周六揭晓，而带来这份惊喜的不是别人，正是詹姆斯·格雷——他的新片《纸老虎》是一部紧张、荒诞又催人泪下的犯罪情节剧，讲述一个犹太家庭在八十年代的纽约如何阴差阳错地遭到俄罗斯黑手党的盯梢。这听起来或许像是格雷的老路重走——他是描绘复古纽约、外围街区与工薪阶层家庭最执着的编年史家——但他已经很久没能像这次一样，在老派情节剧与硬派悬念之间拿捏出如此令人满足的平衡。上一次达到这种高度，大概要追溯到《夜晚属于我们》（We Own the Night，2007）。和那部影片，以及格雷此前的《小敖德萨》（Little Odessa，1994）和《家族情仇》（The Yards，2000）一样，《纸老虎》的核心是兄弟情义，是那些在忠诚与分歧之间拉锯的男人。
一边是欧文·珀尔（Irwin Pearl，迈尔斯·特勒（Miles Teller）饰），一个邋遢的工程师，温和地抚养着两个青春期的儿子；他的妻子赫斯特（Hester，卷发蓬松、厚框眼镜后的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饰）也许不是家里说了算的那个，但她那带着鼻音的嗓门和焦虑的警觉，反而让她比沉默寡言的丈夫更具存在感。另一边，是舅舅加里（Gary，风流不羁的亚当·德赖弗（Adam Driver）饰），一个前纽约警察局警员、如今精明的商人，他大摇大摆地走进珀尔家，拎着彼得·卢格（Peter Luger）高档牛排馆的外卖，似乎早已习惯把自己的豪奢生活方式分享给弟弟这个更普通的家庭。眼看大学学费即将压顶，欧文答应加入加里的最新生意：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俄罗斯犯罪集团提供咨询服务，该集团已经盘踞了布鲁克林戈瓦纳斯运河（Gowanus Canal）沿线的空置地产。不谙世故的欧文很快得罪了俄罗斯人，自己和家人都陷入了对方手下的威胁之中。与此同时，赫斯特（很像格雷自己的母亲）查出了脑瘤，时日不多——这场病就像俄罗斯人偷偷倾倒进戈瓦纳斯运河的废油一样，既指向这座城市污染与腐败的历史，也隐喻着美国梦那毒瘤般的追逐本质。几场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场面——尤其是高潮处那场发生在拉瓜迪亚机场（LaGuardia Airport）外高草丛中的追逐戏，震耳欲聋的音效设计令其如同凌迟——赋予影片一种寓言般的质地。这种刻意为之的人工感与演员们夸张而富于表现力的表演融为一体；其中尤为值得称道的是约翰逊，她在角色的爆发与内敛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赫斯特选择不向家人透露自己的病情，这份隐忍从未被影片的男性博弈所遮蔽，而是像沸腾的毒素一样，在那些更耀眼的事件之下静静翻涌。
说够了美国人，来聊聊别的。戛纳历来少不了法国本土导演的法语片，而今年尤其特别：有几部法语片出自其他国家的导演之手——他们无疑是在充分利用法国相对健全的联合融资机制。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的《平行故事》（Parallel Tales，2026）改编自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1988年的《爱情短片》（A Short Film About Love，1988）——换句话说，就是《后窗》（Rear Window，1954）的变体——集结了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薇尔日妮·埃菲拉（Virginie Efira）、樊尚·卡塞尔（Vincent Cassel）等法国重量级演员。滨口龙介（的《突如其来》同样起用了埃菲拉，将导演标志性的对话场景嵌入光之城最具动感的布景之中：移动的有轨电车、塞纳河畔高低起伏的步道，以及那些在月光下如画般呈现出深浅绿蓝色调的园林与建筑。法国与日本电影之间历来有着深厚渊源——战后《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的批评家们功不可没，正是他们将小津安二郎、黑泽明等如今已成经典的导演介绍给了西方。进入二十一世纪，尤其近年来，多位日本作者导演开始与法国明星和题材合作：是枝裕和（Hirokazu Kore-eda）邀来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与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拍摄了《真实》（The Truth，2019）；他今年同样有竞赛片《箱中绵羊》（Sheep in the Box，2026）入围。诹访敦彦（Nobuhiro Suwa）则已有大半作品以法语拍摄，从他对《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1959）的当代改写之作《H Story》（H Story，2001）便已开始。值得庆幸的是，滨口龙介无意拍出他版本的法国中产阶级情节剧。若要援引某个参照，雅克·里维特（Jacques Rivette）或许更为贴切——那种迂回而散漫的叙事，那种将女性联结在一起的方式，她们按照某种私密的、有时带着魔幻色彩的逻辑相遇、相爱。
《突如其来》正是如此。影片跟随埃菲拉饰演的玛丽-卢（Marie-Lou），一位在巴黎经营辅助生活机构的富有远见的院长，以及玛丽（Mari，冈本多绪（Tao Okamoto）饰），一位身患绝症、大概只剩几个月可活的实验戏剧导演。两人的生命轨迹在一次偶然中交汇：玛丽-卢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发现玛丽剧团主演的自闭症孙子在有轨电车轨道上游荡，她赶紧上前，将孩子稳住，直到看护赶来。玛丽随后出现，邀请玛丽-卢来看她的演出——那是一场关于意大利精神病院的独角戏，讲述在人道主义对待病患和残障人士的问题上，如何”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玛丽-卢自己也面临着看似不可能的处境：她正在努力按照”人性照护”（Humanitude）的理念改革她的工作场所，这是一种强调与患者直接沟通、鼓励其自主的护理方法。这是一项高风险、高成本的变革——部分员工对额外的培训和工作量强烈抵触——但玛丽-卢下定决心要实现这一充满悲悯的目标。
《突如其来》片长三小时有余，在这段时间里，影片铺展出一连串关于医疗行业资本主义底层逻辑的思考：现代劳动对身体施加的重压所带来的脆弱感，以及艺术、即兴与公共对话在消弭乃至打破人与人之间距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这一切都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玛丽-卢和玛丽有时近乎天使，然而滨口龙介的耐心——每一场戏都不慌不忙，仿佛被某种独立于日常喧嚣之外的节奏所支配——在影片结束时，却生发出一种对”关怀”与”爱”意味的深切体悟。从玛丽-卢和玛丽的友谊萌生的那一刻起，她们便再未离开彼此：一次沿河散步延伸为绵延数日的陪伴，从玛丽-卢的工作场所，到玛丽病情骤然恶化后在日本的家。两人用法语和日语混杂着交谈，这种语言的交织凸显出她们之间纽带的珍贵与私密——她们由此创造出一种深刻的沟通方式，也找到了一种更富同理心地栖居于世界的可能。
相比之下，拉杜·裘德的法国首作在”导演双周”单元首映，将伤感情绪一脚踢开——尽管它与《忽然之间》共享着某些元素：注明日期的字幕卡，语言之间的切换所折射出的当代文化身份流动，以及对法国社会与移民群体关系那更不留情面的审视。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1900年的小说是法国文学的支柱，曾被让·雷诺阿（Jean Renoir）、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和伯努瓦·雅科（Benoît Jacquot）等人搬上银幕，如今成为裘德《一个女仆的日记》（The Diary of a Chambermaid，2026）的表面来源。但正如他近作《大陆’25》（Kontinental ’25，2025）——对另一部西欧经典罗西里尼（Rossellini）的《欧罗巴51》（Europa ’51，1952）的改写——裘德对原著中性与谋杀的中产阶级心理戏码兴趣寥寥，他更热衷于以一种略带戏谑的方式将其阶级划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并将其改造为当代欧洲劳动与剥削的当下动态。当然，裘德并没有完全抛弃性：以他一贯的粗俗风格，影片间歇穿插了几场主角吉亚尼娜（Gianina，阿娜·杜米特拉什库（Ana Dumitrascu）饰）排练滑稽歌舞表演的场景——她在色眯眯的雇主面前用一把扫帚自娱自乐，那是对米尔博原著的戏仿演绎。这场演出由一个抱有进步理想的社区剧团排演，专门起用非职业移民演员，这一设定在嘲讽当下经典作品多元文化重演这一风尚的同时，也将这些作品从神坛上推了下来。无论如何，女仆的形象在裘德手中依然是一个迷恋对象：不是关于支配的性感幻梦，而是抚慰自由派负罪感的一剂膏药。
吉亚尼娜讲法语时甜美如蜜，说起母语罗马尼亚语则带着刺，她住在雇主（梅拉妮·蒂里（Mélanie Thierry）与樊尚·马卡涅（Vincent Macaigne）饰）位于波尔多的豪宅里。她的女儿留在罗马尼亚由外婆照料，却时常通过画质惨不忍睹的视频通话与远方的母亲相连，常常看见吉亚尼娜正在悉心陪伴、照料这对夫妇的小儿子。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母对别人的孩子扮演称职的爸爸妈妈，而自己却被留在家里无人过问——这种特定的创伤，该叫什么名字？影片以片段式的方式呈现了吉亚尼娜在冬日假期前三个月的漫长等待——届时她本应与女儿团聚。我们看见她一件件擦拭雇主收藏的异域摆件，看见她为晚宴备餐，而席间那些”开明”的客人把她当作一部会走路的历史课本，而非一个活生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女主角所承受的大多是微侵犯，但到影片结尾，这些积累已经形成了令人难受的重量——此刻，金钱登场，将所有关于文化交流的美好假象碾平：有人用钞票解决麻烦，有人则强撑着微笑，等待着钱来解决自己的麻烦。
｜原文发表于Film Comment，202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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