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安·蒙吉（Cristian Mungiu）的《峡湾》（Fjord），用一句话来概括并不算太夸张：”挪威儿童保护服务局对战一个虔诚的罗马尼亚福音派移民家庭。”然而，从这个关于宗教迫害的简明前提出发，影片在这座斯堪的纳维亚小镇的不宽容土壤上，确实生长出了一些形式上的乐趣。宏阔自然景观的宽银幕影像，与那些漫画式的扁平人物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蒙吉凭借一系列深入剖析罗马尼亚威权体制与社会边缘化的作品建立起自己的声誉，并于2007年凭借堕胎题材的《四月三周两天》（4 Months, 3 Weeks and 2 Days）摘得金棕榈。《峡湾》是他创作版图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新增项，而令其特别的，不仅仅是故事发生在挪威港口城市奥勒松（Ålesund）。这部据称改编自十年前三起真实案例的轻喜剧，把反派人物刻画得面目僵硬、如同恶鬼，并将矛头指向斯堪的纳维亚的进步主义者，指责他们对那些——用片中一位基督教家长的话说——”错误类型的少数族群”的权利漠然置之。
我们跟随格奥尔基乌一家抵达奥勒松，他们决定在这座冰冷偏远的小镇开始新生活。此地地理上的封闭特质——群山与海水夹峙——造就了一种被自然伪装、自成一套规则的与世隔绝之感。持有护士执照的利斯贝特由蕾娜特·赖因斯韦（Renate Reinsve）出演，她是挪威本地人，与丈夫、航空工程师米哈伊——由塞巴斯蒂安·斯坦（Sebastian Stan）出演，几乎认不出本人，他在片中回归自己的东欧血统——以及五个孩子，包括一个新生婴儿，一同迁居至此。
“我们这里都是邻居，”马茨（Markus Tønseth饰）满面热忱地迎接格奥尔基乌一家，那股热情却带着几分令人不安的虚假。和这座人口稀少的小镇上几乎所有人一样，马茨身兼数职，既是学校校长，又是接待新居民的地方代表。不久之后，身兼校车司机与儿童保护服务顾问两职的弗里达，也会利用这双重身份，着手对这家新来者发起指控。
蒙吉给了这家人一段时间安顿下来。年长的格奥尔基乌子女，青少年埃利亚和以马内利，与暗恋他们的诺拉渐渐亲近，而诺拉正是马茨的女儿。马茨的妻子米娅曾是律师，如今在家照料中风后康复中的马茨父亲奥克。一些场景展现了纯朴的北欧式热情好客。当米哈伊和利斯贝特以禁止孩子参加诺拉生日聚会的方式惩罚他们时，双方之间萌生的摩擦，或许不过是两种价值观相互磨合的初期阵痛。
能够欣赏到一位具备如此高超影像造型能力的导演的作品，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蒙吉自《毕业会考》（Graduation，2016）起便持续合作的摄影师图德尔·弗拉基米尔·潘杜鲁（Tudor Vladimir Panduru，他也是那部精彩的伊拉克题材电影《总统的蛋糕》的摄影师），始终与动作保持一定距离，以便将人物置于更宏观的图景之中来呈现。利斯贝特在一家养老院的新工作要求她随时待命，出入于垂死者与亡者之间。在一个带着苦涩意味的存在主义静景中，她的处理方式令人联想到罗伊·安德森（Roy Andersson）的影像风格——利斯贝特站在画面深处，猫头鹰式的眼镜后神情难辨，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前景中那具沉重的裸体新亡之人，不知该如何靠近。
然而，影像的优先地位压过了对立体人物的塑造。埃利亚和以马内利说话的腔调，像是出自欧格斯·兰斯莫斯（Yorgos Lanthimos）的电影，语气平板，情感悉数抽离。当这两个虔诚的少年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辩护时，这种对白所制造的效果是喜剧性的。”天哪，你真性感，”诺拉对埃利亚说。”最好别在这种语境里提到上帝，”埃利亚毫无起伏地回应。
从表面上看，埃利亚的内心世界应该是这场戏剧的核心——弗里达发现她身上有两处淤青，随即以惊人的速度促成了全部五个孩子被带离米哈伊和利斯贝特身边，民事与刑事诉讼随之而来。这一切展开之后，蒙吉的电影愈来愈像是《萨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的倒置演绎，而格奥尔基乌一家究竟是因为涉嫌虐待儿童而受审，还是因为不让孩子看YouTube，或者因为当地的法律机构认为这两件事本质相同，始终语焉不详。
影片刻意回避了对”何谓身体虐待”的明确界定，尽管各方反复争论体罚算不算虐待，但蒙吉对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并无真正的探究欲——他让那些本可厘清此事的人物彻底缺席：孩子们自己。他更感兴趣的，是借机将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塑造成鬼魅般的反派——他们与《欢乐满人间》（Chitty Chitty Bang Bang，1968）里那个专门抓孩子的恶棍更为神似，与任何有血有肉的专业人员相去甚远。全片最为立体的人物——或许也是蒙吉借以代言的角色——是米娅，她重返法律领域，出于一种信念：没有哪个少数群体卑劣到应当被剥夺权利。赖因斯韦以其银幕上惯常的情感光泽著称，在此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她以一种内敛克制的表演方式诠释利斯贝特，令这个人物始终笼罩在某种神秘之中。蒙吉未能赋予她或米哈伊任何引人入胜的人物特质，将《峡湾》稀释为对道德命题的简单演示。然而更为致命的是，他对批判对象的处理方式，与那些人对待格奥尔基乌一家的方式如出一辙：以一种将对方非人化的刻画方式建立起自己的控诉，却在这个过程中，削弱了这出道德剧本应具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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