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斯里兰卡出生、长大。
内战是我此生唯一熟悉的现实。
如今，在我的国家，战争结束已经七年多，胜利者受到歌颂，普遍的遗忘得到鼓励，而沉默则被强行施加。我想打破这种沉默，帮助近期事件留下的伤痕逐渐愈合，而不是继续加深，并努力为未来提供一线希望。
在斯里兰卡，如同在无数冲突中一样，我认为内战是保护自身身份认同的需要，以及害怕失去这种认同的恐惧所直接导致的结果。然而，在一个后殖民、全球化的语境中，保护身份认同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斯里兰卡冲突的复杂性让我懂得：“对他者的恐惧，最终会导致对自身的恐惧。”为了领悟这一教训，我们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我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够捕捉这种复杂而矛盾的人类处境，揭示由此产生、正在折磨我的国家的暴力与仇外心理之恶性循环。
我相信，我的电影不仅与斯里兰卡息息相关，也与大多数正在艰难面对“他者”“外来者”和“外国人”等问题的国家相关。
《天堂的魔鬼》（Demons in Paradise，2017）将是第一部从内部人士的视角出发、由斯里兰卡本土产生的战争纪录片。它不同于近期那些引发争议、由斯里兰卡之外的人拍摄的作品，例如英国第四频道纪录片《斯里兰卡杀戮战场》（Sri Lanka: Killing Fields）和《无战火地带》（No Fire Zone）。我是第一位从斯里兰卡国内出发拍摄电影的泰米尔导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我在童年和成年时期都曾流离失所，并由此了解泰米尔人与僧伽罗人两个社群，这部电影才成为可能。
我能流利使用两种语言，也没有被贴上激进分子的标签。然而，我必须迅速行动：不仅因为政治气氛日趋紧张，也因为我想拍的电影只有在那列红色火车依然存在时才有可能完成。它与这个国家复杂的过去以及所有社群的恐惧有着内在而密切的联系；它被移除一事，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我知道，拍摄这部电影会让我不得不面对两个社群严厉、甚至充满仇恨的批评。僧伽罗人会声称，我翻搅起一段最好被遗忘的过去，是对自己国家的背叛。另一方面，泰米尔人则会坚持认为，我揭露泰米尔猛虎组织犯下的暴行，背叛了我们的事业。
尽管如此，在两个社群之中——尤其是在只知道战争为何物的年轻一代中——都有人希望了解我们历史的复杂性，并克服积累已久的仇恨。也正因为我深切感受到恐惧已经在何种程度上摧毁了三代人的生活，我才想拍摄这部电影：为了避免第四代人再次落入恐惧的罗网。
我完全清楚这部电影所包含的风险，却依然决意把它拍出来，因为我深信它不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