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首尔，韩国ebs的纪录片电影节，也见了一些其他人，下面是博文纪录，算是有点报道／新闻性质吧。
前天晚上偶遇崔洋一。二十年前就看过他的电影。很敬仰。在北野武之前以中流砥柱的姿态保留着日本电影中的某种“反抗”精神，非理性层面比大岛渚自然很多，但影像既不足够单纯也不足够复杂，整体还是太脆弱了一点。他是个肉体颇显疲态的老头，有个日本名字。对他近年来以日本导演协会主席的身份和在东京闹市区的影院支持青年人的电影，我也很敬仰。老了就应该是这样吧。他以韩裔身份在日本做到如此地步，既说明他打拼的卓绝努力（以前甚至有一些有关他斗殴的传闻），也说明日本电影向少数族裔开放还是能达到这个程度的。
对这位前辈的敬仰当时使得我说话有些结巴。市山尚三先生向他介绍时说我是中国独立电影的boss，更让我结巴。以后还是要再低调一些。为此如果持续体现一个老年人的“疲态”，可能也算一招。
再次见到李焯桃。我们用大段时间聊了从1960年起到现在从来没有能够在商业影院放映的香港独立电影。我们很可能为此组织一轮在大陆的巡回展出。
再次见到日本image forum的负责人山下宏洋。他们代理巡回的短片集在中国放映的问题，已经由中山大树代表我们与他有过正式的商谈，而且我们以前见面聊的很好，这次谈的更具体，并且应该在明年或后年能够做成。他们要求一个发达国家通行的放映费，与南京独立影展正在商议的德国短片组价格接近。
Charles Tesson。此君曾任《电影手册》编辑部主任，一直到巴黎三大教书（也算是我的母校），最近几年一直在做嘎纳电影节评论一周的代表。我们两个好像从刚认识时开始就有点不和，断续到现在，还是不知如何交流的样子。他好像觉得我太“产业化”了，我好像觉得他有点狭隘酸腐和过分抱定形成于60年前的作者电影理论。我们只聊了些老朋友的近况，比如给娄烨写了“花”的剧本的刘婕在法国的近况。
Alain Bergala。此人在femis教过我表演，确切地说他教的是从导演的角度对演员的指导，或者是搞电影编剧和导演的人如何与以剧场位基础经验的演员合作。我并不太记得具体他当时指导的是啥，但模糊的印象很好。当时另一个给我们上了三周同样课程的是英国大腕peter brook，我对他授课的方式和达成的效果记得非常清楚，但不知道是否以后还会有机会与他私下交流。alain bergala大量讲述了他对王兵的看法，他也一直是电影手册的写手，现在应早过了退休年龄，还在一些大学兼课，并提及应请我去femis给现在的学生讲讲当今中国电影或亚洲电影的状况。
Bill Nichols。太大腕了。他从70到90年代的著述对纪录片理论起了重大作用，“模糊的疆界”到现在还在被经常引用，我多次演讲的“透明的疆界”实际上部分也是针对他开创的一些说法和论述方式。老头已经从旧金山大学退休了，人非常谦和低调，相比之下我太冲了，说话总像要证明自己在人群中的存在，实在还是应该向老头学习，再低调一些。
Leonard Hetel Helmrich。此君的纪录片我很敬仰，并且在国内组织放映过几场他的shape of the moon。他几次获得阿姆斯特丹电影节的大奖，去年是他的群星之间among the stars。我们合力请过他到釜山的亚洲纪录片基金做master class，主讲内容是摄影机的运动和构图。他到拍摄地点后会根据当地条件因地制宜地改造移动装置，我了解到的非常匪夷所思的比如有：他做了竹竿的挑杆，摄像机挂在细端，粗端用登山的绳索固定在身上，双手操控用橡皮筋软固定在竹竿上的自行车轮胎，轮胎外圈4－6根钓鱼线连接摄像机，从而控制摄像机的角度和运动。该装置拍摄效果惊人。此君超忙，与我交谈主要问来北京的必要，郑琼她们办的idoc12月在电影学院的活动请了他，他在前后工作的夹下只能在北京呆一天，所以深度质疑来的必要。我当然还是劝他来，而且也算在这里给idoc做个广告：到时候大家来听他的讲座吧。他正在写一本书，one shot cinema，一镜电影，从工程学角度和电影观念角度讲电影按道理是应该争取一镜到底的，有纽约大学和另一家出版机构在争抢此书的出版。另外，他还很政治正确：作为印尼和荷兰的混血，他12年来一直拍摄在宗教和社会危局中挣扎的一个印尼家庭，这种方式，直接电影的推崇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们都应该是支持的吧。
韩国EBS电视台台长。此君官气一点都不遮掩。满口英文本土腔太浓了。让我想起台湾的新闻局长一口美腔明显资深海归。但起码这台长不用翻译，有话就自己说了。而且午餐就是面条，请我们这些“外宾”也一样，类似拜登吃鼓楼的炸酱面，这应该表扬。还有就是他在谈话中一直在介绍他的电视台办的如何好，一方面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当官的典型嘴脸，但另一方面言语的具体层面比俺天朝的类似人物低调、得体多了。比如他听说我来自北京立刻假设我一定是ccav的大腕，但并不坚持并设法委婉地说明他们电视台也播放不少独立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