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炫淳

台湾成功大学艺术学硕士,曾任职于台湾中央大学电影文化研究室、《放映周报》执行编辑、《电影欣赏学刊》编辑。现为北京大学博士生,影像与视觉文化研究者,自由撰稿人,文章散见于两岸多家艺文媒体。

台灣電影中的日本人形象:中影抗日大戲

自二戰戰爭期間始,至少已有130部以抗日為題材與故事背景的華語電影被拍映,(註一)平均每年至少產製兩部以上抗日戰爭電影。直至2009年,華語電影觀眾仍接連見到《色戒》、《1895》、《南京!南京!》、《風聲》、《鬥牛》,以及2010年觀眾引頸期盼的魏德聖新作《賽德克.巴萊》,皆為華語電影市場歷久不衰的抗日題材範疇內的電影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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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光臨,安妮奶奶的遊樂園

早在半個世紀前,被稱作是「新浪潮的老祖母」的阿涅斯.瓦爾達 (或譯為安妮.華達) 就曾到訪過中國,這位「傳說中的人物」既是詩人、導演、也是裝置藝術家、女權運動者……,她的多重面向預示著我們不可能用單一身分來框限她、理解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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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一種時代風範:《凝望‧時代:穿越悲情城市二十年》

《悲情城市》無疑是一部崇高的經典,而《凝望‧時代》更盼望彰顯出《悲》所代表的時代風範。這典範涵養了「後臺灣新電影」的創作者,成為一種緬懷、一種信仰、一種提醒,一種時時能與當代連結的對照。也因此事隔20餘年,在媒體簡化炒作新的臺灣電影與臺灣新電影之間的對立時,《凝望‧時代》此刻的出現,適時地提醒我們為什麼要重看《悲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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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起電影的另一支筆─張愛玲的影像藝術

身為影迷的張愛玲寫過影評和劇本,在小說和散文中也經常提到電影。她的創作都融入個人的人生閱歷和人世觀察。其小說帶有「紙上電影館」的特點,劇本創作比小說更為直接和商業,投入劇本創作的作家儼然成為職業化的編劇。真正說來, 小說是她的歸宿,至於電影,就如同她這篇關於電影的文章〈借銀燈〉開頭寫道:「我這篇文章並不能算是影評,因為我看的不是電影,而是電影裡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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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鄉的音符:《鋼的琴》導演張猛、製片甘蕙茵專訪

他的兩部電影《耳朵大有福》(2008)和《鋼的琴》(2010)都在刻劃人們在社會變動時如何調整個人境遇的變遷,如何隨順、體感那些不可規避或不可挪動的困頓經驗,尤其他慣以幽默包裝生命的悲苦,因此他的電影能在哀樂低迴的歎息聲裡聽出喜感,既感性懷舊,又理智地穿行於生活中種種況味,像能從荒老的莖果中抽見義理的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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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父親的絮語:《最後的美麗》(Biutiful,2009)

《最後的美麗》的原文片名為「Biutiful」,應是英文「Beautiful(美麗)」的錯別字,這是片中父親鄔巴斯教給女兒的英文單字,同時也是鄔巴斯教育子女、導演伊納利圖獻給父親,以及影片要給觀眾們的啟示:
生命即便未盡如人意、有所缺憾,
父愛(親情)卻使生命的殘缺無與倫比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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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評人李幼鸚鵡鵪鶉專訪:你不風景誰風景

我的使命感也在所有尚未看過的內容,我不要預設立場,雖然我這麼喜歡費里尼、雷奈、高達、安東尼奧尼等人的電影,但許多我們不熟悉的也許也是很不錯的。就像光點國民戲院正在辦理的伊朗電影節,《收集眼淚的男人》影片構圖之美之棒,會比我們所有看過任何一部伊朗電影、西方電影都超出很多,但我們對這個導演很陌生,因此越是陌生的影片,我越是要去看。我不會因為許多導演還未成名就不去理會他們的影片,而是任何新的東西應該都要去接觸,一天到晚追逐大師沒有意義,為什麼我們不先一步去看出那些有才華的人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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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牛》:反寫實的作者電影印記

《鬥牛》情節荒誕但完全不搞笑,播映時戲院裡幾乎鴉雀無聲,少有令人哄堂大笑的風趣笑點。本片以明快有力的節奏,處理了許多嵌入的事件段落,此類拼貼敘事結構完整地處理了抗日電影中的各種可能情境,帶來許多觀影趣味。但另一方面,以多年電視劇奠定口碑的導演管虎,在六年後回鍋拍電影時,不免濫用撒狗血的情節,以電視劇餵養觀眾的手法鋪陳橋段,使本片在連戲串接間如絢爛有餘、但一成不變的煙火,過於鋪張、濫情、言過其實,而略嫌流於樣板(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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