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逍遙的牧神──余光中(作者:蘇惠昭)

余光中是台灣家喻戶曉的人物,
「 國語課本」總是會有他的作品。
在大家的心中,
他是個詩人, 也是中文的捍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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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不出的文學江湖」

一生蒼茫還留下什麼呢?
除了把落日留給海峽
除了燈塔留給風浪
除了把回不了頭的世紀
留給下不了筆的歷史
還留下什麼呢,一生蒼茫?
──高樓對海

還留下什麼呢?

時間回到二○○八年十月二日,這一天離余光中十月七日(九九重陽節)生日還有五天,台灣藝文界齊聚一堂為詩人暖壽。「壽慶有餘,光耀九州──藝文界詩歌雅集,慶余光中八秩嵩壽」,邀請帖是這樣寫的,具名邀請者是台北市文化局局長李永萍。

寫作一甲子筆鋒仍在大唐盛世者幾希?寫作一甲子作品依然笑傲市場者幾希?寫作一甲子,猶仍矗立頂峰,望著退也退不出的文學江湖,年復一年持續被各種「文學活動」綁架至台北至上海至新加坡而身不由己者,幾希?

答案都是余光中。台灣藝文界齊聚為之賀壽,場面可謂空前,恐怕亦將絕後。

余光中賞給自己的生日禮為三本新書:詩集《藕神》、評論集《舉杯向天笑》、王爾德劇本翻譯《不要緊的女人》。繼《逍遙遊》、《聽聽那冷雨》之後,《白玉苦瓜》、《望鄉的牧神》也重排出版。學術界以蘇其康主編祝壽專集《詩歌天保》向詩人致敬。陳芳明主編《余光中跨世紀散文》交由九歌,《余光中六十年詩選》交由印刻出版。《印刻文學生活誌》提前開跑,五月號即已推出「煉石補天六十年」余光中專號。陳幸蕙繼二○○二年《悅讀余光中:詩卷》,皓首窮余文六年,以《悅讀余光中:散文卷》作為八十壽禮,未來另有遊記文學之卷。

為了這一日,華人文學圈已經放了一整年的煙火。紙本書外,對岸有「余光中與二十世紀詩文學國際研討會」,台北有「余光中先生八十大壽學術研討會」,高雄中山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輪流舉辦余光中手稿暨文物展。

「回到出生地南京」

台北暖過了壽,余光中偕夫人范我存飛往南京。九九重陽這一天,他選擇回到故鄉,那裡有他念過的小學、中學、大學,其中秣陵路小學有一「余光中班」。南京大學則以出版《鄉愁四韻》共襄盛舉。

有華人之處便有人吟誦「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便有人吟誦「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那麼一生蒼茫,還留下了什麼呢?一千多首詩是不是足以吸盡海峽之水了?一千篇散文、評論是不是能夠砌起一座燈塔了?更重要的是,在通往九十的路上,余光中仍在峰頂上前行,持續創作。

你們以為已經蓋棺論定了,其實我還要寫到九十歲。所以今天你們評論的,再過五年就變成明日黃花了(余光中與陳芳明對談)

日復一日,他駕著車從河堤路住家出發半小時後來到西子灣的研究室,總是先拔掉電話以擋掉過多的干擾。他還欠九歌一本散文集,同時埋首迻譯濟慈詩選預備明年出版。

一甲子,他將身軀焚燒給了文學,一身嶙峋瘦骨便是煉石補天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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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先生 by 行人文化实验室

「茱萸的孩子」

重九為清秋佳節,含有辟邪避難的象徵。然則茱萸佩囊,菊酒登高,也無非象徵的意思。詩能浩然,自可辟邪,能超然,自可避難。茱萸的孩子說,這便是我的菊酒登高。(余光中)

余光中是「茱萸的孩子」。一九九九年出版,由傅孟麗執筆的余光中傳,便以此為名。

一九二九年重九日,余光中出生於南京,祖籍福建。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起,他的就學紀錄無異一頁逃難史,先隨母親逃往上海,輾轉至重慶與父親相聚。勝利後由四川回返南京,分別考上北京大學與金陵大學,捨北大而就金陵後,不凡的文學才情如火山迸發,發表了生平第一首詩「沙浮投海」──星星不見了/ 大海不叫了/ 星去睡覺了/海也睡覺了──那年他十九歲,坐在家中二樓窗口,遠眺紫金山隱隱翠微,詩就這樣從筆尖流出。

「那稚氣的少年絕未想到,起跳的這顆詩心會一直跳到八十歲,六十年後仍會坐在窗口寫詩,而窗外不再是山,是茫茫的海峽」八十歲前夕他重新騰寫一遍十九歲的詩時,這樣驚喟。

「注定要做南方的詩人」

接下來,余光中又與母親從南京逃到上海,一路往南到廈門,轉學廈大外文系,未幾又隨父母遷居香港,失學一年,一九五○年落地台灣,以同等學歷考上台大外文系三年級,成為梁實秋門生。二十二歲,動盪不安的日子終於轉趨安穩,於香港失落的文思翩翩然回來了。余光中「注定要做南方的詩人」,「要在亞熱帶的風雨裡長」。

余光中兩度赴美,第一次在一九五九年,取得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學位;一九六四年則應美國國務院之請,赴美巡迴講學一年。在台灣,他先後任教於台師大、政大,一九七四年應聘至香港中文大學,此去十一年,香港成了繼台北的二十年之後,居住最久的城市。可他千萬個料不到,香港返台,他又航向南方之南,接下高雄中山大學聘書,「讓春天從高雄出發」。

二○○九,這是他生根高雄的第二十四年,「台北已漸行漸遠,變得陌生」。余光中聞到了一股南部人的氣味從他的皮膚他的手心滲出,他寫高雄因此比任何人都多。現在他是中山大學講座教授,還為研究生上翻譯課,更是中山大學鎮校之寶。那一間向著台灣海峽背靠柴山的他的研究室,將會永永遠遠保留下來。

他的銀髮以及柴瘦的身影,也將凝成一枚永恆的月光在海上。

余光中先生|九歌出版社供图
余光中先生|九歌出版社供图

「貼著生活寫」

詩與散文雙軌追求,開創余光中浩瀚的文學版圖。以詩為經,以文為緯,縱橫半世紀以上的藝術生產,斐然可觀;那已不是屬於一位作者的畢生成就,也應屬於台灣文壇創造力的重要指標。他筆下揮灑成形的恢宏氣象,既是個人豐饒生命的投影,也是當代歷史魂魄的縮影。從舊世紀到新世紀,從揚眉少年到慈眉老年,由於他同時經營兩種文體,任何一個時期都從未出現歉收的跡象。詩風與文風的多變、多產、多樣,盱衡同輩晚輩,幾乎少有匹敵者。(陳芳明,〈左手掌紋,壯麗敞開〉,《余光中跨世紀散文》前言)

文學創作是如何開始的?德國文豪歌德說過意思大約是這樣的話,他所有的詩皆即事即景,遇有什麼可寫的就寫,諸如朋友的告別式、失敗的戀愛,並非有什麼觸動了內心深處,並非為了要去挖掘深沉的希望,完成博大的哲學體系,一切都是從生活中來。歌德說這話,余光中認為他約莫是和人辯論時故意說的,「不過我大體也是如此,創作來自生活,生活起了一點什麼變化就把它寫下來……」。

「貼著生活寫」,如此尋常的寫作動機如何寫出宛如奇峰異嶂層疊的散文?如何營造詩藝至「爐火純青,止於至善」?

余光中自己有幾個說法。首先,他定位自己,三分之一是學者,三分之二是作家。作家的他讀書隨興之所至,不成系統;學者的他則不然,比如講授文學通史,歡喜與不歡喜的都必須讀而研之。

其二,他這一代的人,因為大量閱讀舊小說而打下了中文根底,「舊小說雖文白夾雜,可卻簡練,像《儒林外史》,很長一段章節不用一個的字,照樣可敘事可抒情」舊小說出發,中文為體,吸收西方文化,這奠定了余光中寫作的基礎。

其三,關於寫作的態度。

作家在追尋、發展自我的過程中,他一路結交古今中外朋友,有些朋友後來甚至變成了「家人」,影響思維,佔據靈魂一方,王爾德、梵谷、披頭四,都是余光中所謂的「我的家人」。

依據「家人」王爾德的說法,他過日子用talent,寫作用genius。余光中對生活與寫作的態度大抵也是如此,憑本事過日子,寫作則要動要天才,「總不能過日子也要很戲劇化,這樣人生太累了」。所以他生活平淡,穿著如公務員,資料裝在一卡舊兮兮的○○七手提箱裡,連飲食亦十分寡淡無有變化。

都說文如其人,偏偏這不一定對。「寫文章有時候是補償,文不如其人,而是像想成為的那個人」余光中解釋。初識余光中者都認為他很儒家,端正嚴肅,不茍言笑,這樣的性格寫起文章來卻是奔放熱情,氣勢恢宏,時而挾帶驚人的幽默,這當然是「動用天才」的結果了。

其四,關於寫作的技藝。

「張曉風之難得,在於她是台灣極少數不受張愛玲影響的作家」余光中忽然這麼天外飛來一筆,祭起一陣迷霧,然後他手一揚指出方向,「而我是絕不受張愛玲影響」。余光中分析過,一個張愛玲一個錢鍾書,都因為夏志清欽點而經典化,「夏的慧眼識英雄,在於他不相信左派那一套,也不信現代主義那一套」。三○年代的錢鍾書斯人已遠,六○年代的張愛玲便成為台灣當代作家取法的對象,前仆後繼踏進了「張愛玲學校」。

余光中欣賞張愛玲,卻一天也不肯進「張愛玲學校」,他無意取法當代,而他走上陽剛一路,關乎性格,其實也是在尋找屬於自己的風格,所以吸收足夠了梁實秋、錢鍾書後,又越過張愛玲往回看,對五四諸家淡而無味的文字則敬謝不敏,於是又回去得更遙遠了,終於「回到了唐宋八大家,回到孟子史記,回到整個民族」。

「我投入散文是為了一枝難得充血的筆,一種雄厚如斧野獷如碑的風格」余光中解釋,當年他說這話是針對五四,「我實在不滿意五四早期,朱自清、冰心那種斜風細雨的,又像淡茶又似橄欖的文字,無滋無味像素描像水彩畫,為什麼就不能陽剛,不能氣象萬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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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先生 by 行人文化实验室

「「余體」已成典範」

於是他留下了幾段研究「余體」者必背之誦之的藝術宣言:

我所期待的散文,應該有聲,有色,有光;應該有木蕭的甜味,釜形大鐘鼓的騷響,有旋轉自如像虹一樣的光譜,而明滅閃爍於字裡行間的,應該有一種奇幻的光。(《左手的謬思》)

王鼎均在二○○九年出版的回憶錄《文學江湖》記了余光中一筆,很重要的一筆。他說:「他(余光中)的語言,把歐化(翻譯)古化(文言)土方(方言)三者鎔鑄為新的合金,句法伸縮疏密間貫以奔騰的文氣,前所未見,講意象講節奏,也似乎開往多於繼往。」

余光中用右手寫的詩,左手寫的散文,對讀者來說,無論詩或散文,他代表的則是恆久的青春,無限的熱血,年輕時如果沒有一點余光中,生命便失了血色和活力。

「高雄是我的」

一片大陸,算不算你的國? / 一個島,算不算你的家? / 一眨眼,算不算少年? /一輩子,算不算永遠?(〈江湖上〉)

我是誰?余光中一直在問。

一直在問,因為他不斷的在遷移,不斷的被分類,地理上和精神上的。陳芳明編選《余光中六十年詩選》,直接以「台北時期」、「香港時期」、「高雄時期」斷代畫界,地理環境對余光中創作的鮮明影響斑斑可考,他承認「每換一個居住地,面對新的地理環境,對作家的創作都是考驗和挑戰,但那也是創作的籌碼」。

以到高雄為例,頭先兩個月心生茫然,之後就逐漸定下來,生活也投入了,這就有了靈感和題材。不管喜歡或不喜歡,余光中認為,當作家能夠坐下來寫這個地方,就表示到位了,就位了,表示正在與這塊土地交流,「某種意義來講,這個地方就是你的了」。

普羅旺斯是梵谷的,上海是張愛玲的,三峽是杜甫的,海南島是蘇東坡的,余光中呢?南京曾經是他的,台北曾經是他的,還有美國和香港,如今呢,余光中說,高雄是他的,他掌管著旗津的燈塔和台灣海峽。

「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歐洲是情婦」,他既多變又忠貞的的愛情裡卻沒有美國,「美國是棄婦。」他說,是他曾經愛過已經不愛不想回頭看望一眼的棄婦,而台灣是妻子,「台北是前妻,高雄是第二任妻子」。

變遷的居所,多重的忠誠,複雜的思慮,在在造成余光中的身分認同危機。「我」總是曖曖昧昧、朦朦朧朧,是誰又不是誰,是誰又是誰。詩人說他是學院派,學院派說他不是學院派;傳統說他現代,現代說他傳統。他寫高雄,自認是高雄人,高雄說他是台北人。

「一個人如果從意識形態出發,只放大我的一面,完全故意忽略我的另一面,我就會被歸類為什麼。」

他注定必須和基本教義派交手,與各種顏色混和,「大概身份很清楚的人多半是基本教義派,基本教義派是快樂的,簡單的,他們不必自我探索」

他的生命卻是一場漫長艱難的自我探索之旅,途中也無可避免的遇到政治。生生不息的問號洶洶湧湧拍打,「這反而是對創作的刺激」。

余光中與陳芳明,這兩個名字連在一起之所以成為話題,乃是他們開始於一段關係匪淺的師生情緣,接之而來的是巨大的斷裂,整整有十五年,陳芳明名列國民黨黑名單,被切斷了回台灣的路。

文學也許可以不介入政治,但政治必然介入並扭曲文學。一九七七年余光中以一篇「狼來了」點燃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漫天挾帶著意識型態的鋒火中,他被戴上「反鄉土」、「反本土」帽子,套用現在的話,就是「不愛台灣」、「賣台」。比之這一路走來他參與的「現代詩論戰」、「文白之爭」、「天狼星論戰」、「抽象畫論戰」,這一戰讓余光中腹背受敵。

陳芳明選擇了站在鄉土文學的隊伍,二十年後師生重逢,「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那年與詩人一起捧讀詩稿的時光。政治、黨派、意識形態、國家認同,在詩人與我之間的情誼撒播過多的雜質」。重逢是苦澀的,但「文學必須回到藝術的紀律,回到審美的位置」,當一切雜質隨著時間沉澱,陳芳明終於確定:「如果有人問起我的師承,我的答案不再遲疑。在文學的追逐中,我確信,余光中是我的現代,也是我的古典」。

「只屬於文學」

不只陳芳明,對台灣第二代、第三代詩人來說,余光中亦是以父親與典範的形象存在,是啟蒙者。

而那一場鄉土文學論戰,余光中後來是這麼說的:「當時也有人勸我再為文澄清,可是我覺得會是徒然。真理未必愈辯愈明。論戰事件,是方便粗糙的文學史家貼標籤,分楚漢。但是哪一個真有分量的作家是靠論戰,甚至混戰來傳後的呢?」

終於他知道自己是誰了,他不會再和自己吵架,但別人找上門的那不算,公開批評教育部「刪減文言文政策」這事無關個人。

四十歲時他還不斷地仰問/ 問森羅的星空,自己是誰/ 為何還在下面受罪/ 難道高高在上的神明/ 真的有一尊,跟他作對? / 而今六十都過了,他不再/ 為憂懼而煩惱,他的額頭/ 和星宿早已停止了爭吵/ 夜晚變得安靜而溫柔/ 如一座邊城在休戰之後/當少年的同伴都吹散在天涯/ 有誰呢,除了桌燈,還照著他/ 像一切故事

說到了盡頭……(〈後半夜〉)

他只屬於文學。湖南常德沅江兩點五公里長的河堤,一路刻詩,從屈原開始,也有洛夫、鄭愁予,余光中當然不可能缺席。

那一條屬於中華民族的詩的長廊裡,他實現了少年時對中國的承諾:「中國以他的名字為榮」。大陸評選「當代散文八大家」,他與冰心、季羨林、金克木、張中行、汪曾祺、余秋雨並列。九歌出版社創辦人蔡文甫至今堅信余光中一定能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個作家能被自己民族所接受,就是最大的光榮」但余光中卻是這麼說的。

|本文原载于台灣光華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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