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骏访谈: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作者:Tom 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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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骏

Q:听说你的电影都没有剧本,这是真的么?

宫崎骏:是真的。当我们开始制作一部电影的时候,事实上,我手头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就随着我一边画故事板,一边慢慢展开。所以,这边厢故事板还在创作中,那边厢电影已经开始投入制作了。虽然我们永远不知道故事究竟会如何发展,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电影的制作,其实任由故事自己发展就好了。我很清楚,这种方式对制作一部动画电影来说很危险,但不幸的是,这就是我的工作方式。不过,这样工作却能让我对那些角色有更多的同情性理解。当然,对角色的同情性理解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问题是电影的时长。我们制作的这部电影到底有多长?是两小时还是三小时?这才是大问题。我经常为此和我的制作人争论,他老问我,是不是要把制作周期延长一年呀?但实际上,他并不想给我这额外的一年,他说这话只是为了吓唬我,让我赶快回去工作。其实,我也不想有这额外的一年,所以,通常他说完这话后,我就会加快节奏,加倍投入工作。而我的另一条工作原则,就是对工作人员的成果,要珍惜。哪怕他们制作的前景跟我的背景并不那么匹配,我也不会轻易弃之不用,而是尽可能充分利用起来。

Q:所以一旦创作出了某个角色,他/她就绝不会从故事中被剔除,并且最终在电影里登场咯?

宫崎骏:角色的创作是经过反复思量的。我会在头脑中勾勒出他们的轮廓,把自己想象成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进入故事的想象空间。只有这样,我才能把他们画出来,与此同时,我还会一遍遍地加以修改,一直改到截稿期才罢休。

Q:那么,其实你和你创作的角色之间有着一种非常私密性的联系,但为什么你绝大多数电影的主角都是萝莉呢?

宫崎骏: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既复杂又费时间呐。简而言之,是因为我非常偏爱女同胞吧。(笑)

Q:《千与千寻》的主角千寻不同于你以往电影里的女主角,她没那么英雄主义,而且,我们对她的背景也知之甚少。

宫崎骏:我其实不是刻意要把千寻塑造成这样,而是因为如今日本有很多像千寻这样的女孩,她们往往对家长的关心置之不理。电影里,千寻的爸爸叫她的时候,她就没反应,直到她爸爸第二次叫她,她才答应。当时许多工作人员让我把次数从两次改到三次,因为眼下很多女孩就是这样的,父母叫他们,她们从不答应一声。而我想要拍这部电影,也是因为如今的电影里没这样的10岁女孩,通过观察朋友的女儿,我发现,能和她们产生对话的电影,一部也没有。虽然电影里的确有和她们年纪一般大的角色,但她们却无法辨认出这些角色,因为这些角色完全基于想象,和她们毫无相似之处。通过《千与千寻》,我想对她们说,没事,一切都好起来的,你会拥有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而且这不止针对电影而言,对现实的日常生活来说也是这样。所以,让一个普通女孩成为故事的女主角就很有必要,她不会飞,也没什么不同寻常,就是一个你在日本随处可见的女孩。每次我构想千寻的性格和动作时,我就问自己,我朋友的女儿,或者她的小伙伴们是否也能干成这事儿。这就是我创作的准则,当我要给千寻制造任务或挑战时,我就得考虑上述问题。因为我希望通过克服重重挑战,让这个女孩成长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制作这部电影,我花了三年,所以我朋友的女儿如今已经13岁了,虽然不再是个10岁的女孩了,但她还是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这让我十分高兴。

Q:你说当你开始画故事板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故事的结局会如何,那你通过什么办法最终成功走到了故事的结尾?

宫崎骏:其实故事自身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秩序,正是故事对自身的要求,带我走到了故事的终点。《千与千寻》总共有1415个镜头,当我开始制作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设想应该有1200个左右的镜头,但它却对我说不,必须超过1200。可以说,这部电影并不是我创造出来的,而是电影自身创造出了它自己,我别无选择,唯有遵从。

Q:我们在《千与千寻》里能发现好多你电影里经常展现的主题,比如怀旧。你如何看待这部作品与你之前作品的关系?

宫崎骏:这很难回答。我相信怀旧有很多面向,它绝不只是成年人的特权。成年人会对他们生活里某一特殊的时刻产生怀旧心理,但我认为,小孩子也会怀旧。这是人类最普适的情感。怀旧是人之所为人的重要原因,但却很难给它下定义。当我看塔可夫斯基的《乡愁》时,我意识到,怀旧属于全世界。虽然我们说的是日语,但怀旧绝不是个日本词汇。哪怕我不会说外语,我也能理解这部电影,因为怀旧是全世界共通的。只要你活着,你就会失去什么,这就是生活。所以,每个人都会怀旧,这很平常。

Q:我之所以会想将这部《千与千寻》与你之前的电影作比较,是因为你身上体现出了某种自由。你给我的感觉是,你能把你的电影和故事带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甚至不在乎逻辑。

宫崎骏:逻辑只是大脑前额叶的事儿,但你不能完全依赖逻辑去制作一部电影。我不会这样。我会尝试深入我的潜意识,在此过程中的某一时刻,纷繁的创意与构想都会自行涌现出来。我就是凭着这些,才能着手投入一部电影的创作。但也许如此深入潜意识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那会使你很难融入社会,或者家庭生活。我相信,人类大脑所能认知和理解的东西远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多。不过,我的大脑前额叶可从没向我发出过任何信号,告诉我该如何处理某个场景——比方说,千寻独自搭乘列车那一幕该如何呈现。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一个人乘坐列车的感受。事实上,许多人第一次独自乘坐列车,基本上都不会记得列车外的风景是什么,因为他们仅仅专注于旅程本身。所以,为了再现这种感受,列车外必须没有风景。

Q:你有相当多电影的故事背景都设置在西方,或者说欧洲,比如《天空之城》、《红猪》,而另一些则设置了在日本本土。你是基于何种理由决定这些电影的故事场景的?

宫崎骏:通常,我会积累超多的风景素材,以备电影之用。但到底用什么场景,只有在真正着手制作电影的时候才能决定。一般情况下,我会和我的制作人讨论商量。只要电影没有真正启动,我仍旧会不停地收集素材。常常,我一个人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满世界转悠,有太多的世界风景与日常生活,我想描绘。如果把电影设置在澡堂里,比如像《千与千寻》那样——这来自我的童年记忆,小时候一个人跑去公共澡堂的情形。而为了《龙猫》里的那片森林,我整整苦想了13年。同样地,早在《天空之城》开拍许多年前,我就构想过片子里的场景。所以,我总是随身携带着这些点子和素材,但一定要等电影真正开拍,我才会做出选择。

Q:不同于别的日本动画,你的作品里总是传达出人类美好的一面——积极向上、希望、信念。这是你有意识赋予作品的吗?

宫崎骏:事实上,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当我制作一部电影时,我并不想将我的悲观主义传递给孩子们。我认为,成年人不应该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强加给小孩,小孩子其实完全有能力建立他们自己的看法,根本无需我们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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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宫崎骏

Q:所以,你觉得你是为孩子们在拍电影?

宫崎骏:我从没说过《红猪》是为了小孩子拍的,而且我也不这么认为。不过,除了《红猪》,我其他的电影都是为了孩子们拍的。因为还有许多人会为了成年人拍电影,那么,我就把精力都放在孩子们身上。

Q:但还有上百万的成年人喜欢看你的电影啊,他们也从你的作品里得到了快乐。

宫崎骏:当然,这让我很高兴。简单地说,我认为就算一部电影是为了孩子们制作的,它也一样能愉悦成人。但相反的情况,就未必如此了。给孩子和成人拍的电影的最大区别是,在前者电影里发生的事,常常有转机,甚至能重新来过,但在后者的电影里,发生过的事就无力扭转了,发生了就发生了。

Q:你认为那种独属于你的讲故事的方式,对人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么?

宫崎骏:我可不是个讲故事的,而是个画画的(笑)。不过,我相信故事的力量,我相信故事对人类而言,十分重要,它能鼓舞、启迪听故事的人。

Q:你如何看待给孩子们讲的故事里,想象力的重要性?

宫崎骏:我认为,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该紧紧依附在每天的现实中,而应该给心灵的、思想的现实留些余地,它们会在生活中帮到我们。但我们必须小心翼翼运用这些想象,在日本,想象遍布每个角落,从电视节目到电子游戏,但这种虚拟的现实是对现实的否定。我们需要开启形象的力量,它们对现实产生正向力量,但虚拟现实却禁锢了人们。这也是我工作中会遇到的麻烦,那就是在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保持平衡。

Q:在《千与千寻》、《红猪》里都有人类变成猪这样的情节,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的?

宫崎骏:因为猪画起来比骆驼或者长颈鹿都来得容易啊(笑),我认为它们非常匹配我要传达的东西。猪的行为非常近似人的行为,我很喜欢猪,它们的坚强,它们的软弱。我们圆圆的肚子,看上去就像猪啊,它们很接近我们。

Q:河神那些场景,是根据日本神话而来的么?

宫崎骏:不,它不来自神话,而是源自我的个体经验。离我家不远处有一条河,清理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了底下有些什么,真的很脏,自行车的车轮浮出了水面。清理人员起初认为把那些东西打捞上来很容易,但没想到困难异常,因为很重,河里的垃圾可都经过了年复一年的“积淀”。捞上来的东西很难闻,但等清理好了,慢慢地,鱼儿也都回来了。

Q:你的电影里是否存在一个关键场景(pivotal scene),用来统摄整部电影?

宫崎骏:当我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根本就没建立起对故事的认识,换句话说,在我眼里,每个场景都是关键场景。在那个父母变成猪的场景里,这能算是影片这一时刻的关键场景。但接下来的场景也很重要。千寻哭的那段,我想让泪滴像喷泉一样,但我在视觉呈现上并不成功,不像我想的那样。所以,并没有什么关键场景,因为每个场景的创造都给故事的发展制造了问题,并作用于接下来的场景。不过,《千与千寻》里有两个场景富于象征意义。一个是在汽车里的那段,当时的千寻还是个脆弱的小女孩;一个是在片尾,这时的千寻要去面对整个世界了。可以说这是千寻的两幅肖像,反映了她性格上的成长。

Q:能谈谈对你有影响的电影和导演么?

宫崎骏:五十年代的时候,我看了许多电影,真正影响我的是法国的动画导演保罗•古里莫。世界各地的电影我都看,但我通常记不住导演的名字。所以,我要对那些没提到名字的导演,说声抱歉。另一部对我影响巨大的是俄国的《冰雪女王》。当然,当今也有许多我敬重的导演,比如俄罗斯的尤里•诺尔斯金,加拿大的弗雷德里克•巴赫。

Q:你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宫崎骏:最近,吉卜力美术馆开始对外迎客了。说是美术馆,也许说得太大了,只能说是个小屋子,用来展示我们工作室的作品,里头还有个小剧院,放映一些专门给美术馆制作的短片。我负责这一部分的工作,所以我最近正忙于这些短片。与此同时,我还在监制一部年轻导演森田宏幸的新片,电影会在明年夏天上映。当监制别人的片子其实很难,因为别人想做的和我完全不一样,不如说,监制电影是对人耐心的考验。

Q:《千与千寻》在日本有着难以想象的影响力,这是否也影响到了你的工作方式?

宫崎骏:没有啊。你其实永远无法预知一部电影最终到底不会不成功,或者说它究竟会不会打动观众。我总对自己说,无论发生什么,我不会让结果反过来影响我的工作方式。当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我再改变工作方式不会显得有点愚蠢么,因为这恰恰表明了我的工作方式挺好的呀(笑)。

|原文发表时间:2001年12月|翻译:淹然

Tom Mes

荷兰影评人和作家、日本电影专家,为《电影评论》(Film Comment)、《视与听》(Sight &Sound)等多家杂志撰稿,并编著有包括《The Midnight Eye Guide to New Japanese Film》、《Iron Man: The Cinema Of Shinya Tsukamoto》等书籍,同时为世界各地日本电影DVD或蓝光制作评论音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