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杨德昌——与策展人王俊杰和孙松荣对谈（作者：Nicole Lee）

%title插图%num — 左：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学系教授孙松荣
右：北美馆馆长王俊杰

｜Interview and Text Nicole Lee, Photographer Hedy Chang

今年七月下旬，台北市立美术馆(北美馆)即将展出知名台湾电影导演杨德昌回顾展「一一重构：杨德昌」，由北美馆与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影视听中心)共同策办，分别以展览与影展同步于两馆进行。除了张震作为封面人物，我们本次也与两位策展人：北美馆馆长王俊杰和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学系教授孙松荣，聊聊杨德昌，谈谈展览，和电影如何在美术馆场域被呈现。

杨德昌或许是台湾在国际上最成功的导演之一，但在本地却未获得应有的重视。他是八零年代“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以独特的运镜、剧情和视觉美学，开创了电影的新样貌。

杨德昌关注都会生活，尤其是台北。他独树一格的影像语汇，在现实中带有极深的意涵。比如说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恐怖份子》以大台北瓦斯作为隐喻，象征都市人的情绪未爆弹。获第28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及第36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则是以忽明忽暗的灯泡，强调男主角小四的摆荡心理状态。2000年的《一一》则让杨德昌一举成为首位在戛纳获得最佳导演奖的台湾人。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与《一一》，则是名列在英国电影协会(BFI)影史百大片单之中。

即便杨德昌的作品影响无数人，但「一一重构：杨德昌」之所以能够开始启动，最关键的还是2019年，杨德昌的遗孀彭铠立女士与国家电影中心(现影视听中心) 洽谈《独立时代》与《麻将》的数位修复事宜，并寄存了一大批杨德昌的遗物。里面的东西包罗万象，有手稿、剧本、照片，还有部分电影的道具、笔记等等，大概有几十箱，一万多件。

北美馆馆长王俊杰说：“台湾几乎没有针对电影导演策办的大型回顾展。2019年，那时候我还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任教，孙老师在国立台南艺术大学，我们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因为杨德昌过世得早，2007年就过世，台湾对他的研究没有非常多，反而好像他在国际上的名声比台湾更高，所以我们觉得满有意义的，如何透过这个研究，更理解杨德昌的创作历程，不只是透过他有限的八又四分之一部影视作品，而是属于他生命历程的所有文物。”

策展人王俊杰和孙松荣著手于这个展览已经将近三年多，对他们而言，电影展览办在美术馆里，是一个跨领域的对话，这样的展出在西方时常可见，可是在台湾其实还没有发生。现在，就让我们透过访谈，来聊聊他们对杨德昌的想法，以及这个展览的迷人之处。

你们个人最喜欢展览中七大主题中的哪一个？

孙松荣：我们让展览以七个子题呈现，分别为「时代的童年」、「略有志气的少年」、「城市探索者」、「多声部复语师」、「活力喜剧家」、「生命沉思者」、「梦想实业家」。我个人对「活力喜剧家」最有感。杨德昌在九零年代曾经到现在的北艺大(当时的国立艺术学院)兼任老师，开了「电影原理」这堂课。在这将近六年时间里面，也启发了不少演员，像是陈以文、王维明、陈湘琪等，他们当年都是北艺大戏剧系的学生，所以这些人后来也成为他的班底。《独立时代》就是由陈湘琪主演。

杨德昌九零年代的作品，透过非常多戏剧、剧场的方式去培育演员，我觉得他想做出一种都市喜剧。他常常说很喜欢伍迪·艾伦，伍迪·艾伦用滔滔不绝的方式，来谈论一个故事。杨德昌则有点像是用嘻笑辱骂的手法，来讽刺台北人的势利、矫情、虚伪。虽然我们有儒家思想的背景，可是在很多方面已经西化的很严重，他想探讨这种中西文化的冲突，怎么反映在台北这座城市里。《独立时代》去年年底在金马重新上映，这部片九零年代的时候票房很不好，但去年观众非常喜欢，还被票选为观众最爱，所以我觉得杨导在三十年前要谈的事，反而好像到这时代，大家可能才比较理解，或许就是一种时差吧。

两位最喜欢杨导的哪一部电影？对你们而言，杨德昌的电影魅力是什么？

王俊杰：我最有感觉的应该是1983年的《海滩的一天》，这是他第一部正式电影长片，这部电影超过两个小时，当时他可能对演员指导还不是那么成熟，可是里面有很多的手法在台湾当时很少见，比如他对都会女性的议题探究，是一种非常前瞻的导演创作手法，诠释女性在都会里面对事业、爱情、家庭的样貌，可以说是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一种冲撞。

再加上他虽然不是电影科班，但是用了非常多当代电影的技巧手法去处理，很多的隐喻、声音、画面、对位等等。我觉得杨导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从大学开始，都是念电子工程，后来他选择以电影作为艺术创作的媒介，就可以感受到他将理性思考跟感性创作融合在一起，他还对于国际的环境、政治、女性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孙松荣：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恐怖份子》，从头到尾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最后结局是不是真实发生，所以我一直会把那个结尾当成角色的一场梦中梦，所以其实是一个循环。我觉得这部电影就像是不停轮播的一个作品，没有开头、没有结尾。这就是杨德昌去批判台北的方式，这个都会越来越资本化，人跟人之间失去了信任，人和人的关系，都是为了利益。他很早就看到这个部分，我觉得他是台湾新电影里面，最能把那种台北慢慢失去人性的部分，拍得很精，而且是用非常视觉的方式。

他在八零年代，就把都市里的冷漠，在电影中表现出来。杨导对这个都市有很严厉的批判，而且经常站在中产阶级的角度去看待这个社会，他的魅力应该就是很理智的那个部分。也确实他九零年代的作品，在二、三十年后真的获得很大的共鸣。如果把杨导和侯导放在一起看，虽然他们在八零年代一起在国外成名，可是在台湾，杨导受到的爱戴和拥护其实少了非常多。

有没有展览中任何一个物件，特别感到被启发？

王俊杰：他正式对外发行的，是八又四分之一部影视作品，还有四部剧场导演作品，这个是比较少见的，然后他写了大概二、三十本大纲和剧本，没有被导成电影。他在剧本里面，会有非常多的眉批，可能会画画，可能会写意见，然后再不断的誊写。还有很特别的就是漫画，从高中到大学，他画了很多漫画，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未来的电影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画漫画就有点像是在写电影脚本的分镜表，要去处理镜位、构图、角度、故事。

对于一个馆长而言，筹备一个以电影为主的展览，遇到的挑战为何？

王俊杰：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把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电影，变成立体的展览空间，转化成视觉跟空间的展览，所以不会是把那部电影重新在美术馆放映，基本上它要被转换。一个部分是，怎么爬梳导演创作电影背后的想法，还有他留下来的手稿、文献。但如果我们只展览档案文献，我想观众应该没有办法进入，必须要用所谓的当代艺术手法，把他的创作想法，转化成艺术展览。所以我跟孙老师也像在编写剧本，必须把他所有电影内容研究过，重新组织他创作过的东西，变成一个新的意象空间。所以比如说，你会在展览里看见七频道的录像装置，把他所有的电影，只要跟这个主题有关的经典画面，都剪接出来，然后重组成沉浸式的录像空间。我们从电影里提取精神，然后让观众感受那个情境，在台湾没有人这样做过。

杨德昌的电影魅力，对你而言是什么？

王俊杰：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从最早拍的《十一个女人》电视剧，到最后的《一一》，甚至于他未完成的，就是过世前还在做的那个动画电影《小朋友》，你会发现他的题材、手法，差异性其实都蛮大的。他早期是用一个比较写实的手法，譬如说《海滩的一天》、《恐怖份子》、《青梅竹马》，然后到后期，就转变成比较喜剧、夸张的方式，像是《麻将》。他一直在尝试各种不同风格，还有那些未完成的电影剧本，各种各样的类型都有。

另外一个就是，他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跟他过世前未完成的动画长片《追风》，主角都是一位14岁的少年。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杨德昌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其实一直保持一种少年看世界的纯真，然后不断在批判、回应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