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ople | 人物

Wise Guys: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和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对话

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和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都是天生的故事讲述者,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电影中(他们各有自己鲜明的风格标识),还有对电影这种媒介了然于胸的理解。尽管他们来自于不同的世代,斯科塞斯是60年代中期电影学院的第一波毕业生,而塔伦蒂诺则崛起于90年代初的独立电影革命,但对电影的热爱和认知则让他们彼此互为尊重。

维斯康蒂——追寻贵族法西斯之血(五·完结篇)

发酵腐败的美好时代-《无辜》(The Innocent,1976) 维斯康蒂死了。 《世界日报》记者法兰斯瓦于1976年衣香鬓影的戛纳电影节,从《无辜》的首映会出场,回忆起两个月前,从电视新闻听到导演死讯,心头一震- “这么快…”法兰斯瓦当时第一念头,“他的电影都还没剪完…”他知道导演在六十五岁拍《诸神的黄昏》(Ludwig,1972,又名《路德维希》)时中风,身体就每况愈下,却还是以意志力完成这部几近不可能的浩大电影;接着奇迹般恢复,一年后马上完成一部得奖长片,《暴力与激情》(Conversation Piece,1974,又名《家族的肖像》);后来在家不小心,摔断骨头,自此健康又加速恶化;记者法兰斯瓦就是在此时,特地飞到意大利,至科莫湖畔、维斯康蒂休养的家族城堡,拜访老导演。法兰斯瓦永远记得,导演如何坐在轮椅上,跟他开玩笑说:“医生说,我如果敢再拍一部电影,就会死掉!”没想到短短三个月后,《无辜》就开拍了,仿佛是他预先设想好的遗言,而导演甚至还没等到定剪,就愕然过世… “拍这样电影有什么必要?”《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王牌影评人赛吉一走出首映,和所有电影界有头有脸的人士,开头就讲这句话。法兰斯瓦心想,《电影手册》自从六八学运后,被毛派掌持,对维斯康蒂一直改编经典文学的电影,从来没什么好话。 “现在到底还有谁,敢胆改编邓南遮的小说?一个他妈的法西斯作家!维斯康蒂是那壶不开提那壶,晚节不保啊!”《解放报》首席影评人尚皮耶唱合道。左派的媒体对这样一部讲述贵族美好年代、爱情风花雪月的故事,当然会有很多意见。然而法兰斯瓦讶异,连右派报纸也补上一刀-“这样揭开菁英阶级伤疤、攻讦愉悦的上层生活,只是一个共党同路人的意识形态挂帅!”《费加洛报》影评人保罗难得和左派媒体一致,给出负评。法兰斯瓦却在众报影评人面前,力排众议,喃喃说道:“这部电影不但总结了导演的一生艺术,还总结了我们一个世纪的历史…” 丛林法则的美好时代 当维斯康蒂在轮椅上跟他说,他要拍一部美好时代Belle Époque的电影,法兰斯瓦马上欣喜回应:“导演准备要拍筹画十几年、剧本已经写好几版的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维斯康蒂如老兽的坚毅脸庞,不自禁笑了起来:“我没这个钱,也没这个时间了…”维斯康蒂一时陷入了沉思:“不能拍《追忆似水年华》,或许是我终身的遗憾,当时条件不足,时不我予,而现在我快死了!”导演自己又笑了起来,“我想要在人生最后,拍一部总结我自己出生时代的作品… 我要改编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的小说。”法兰斯瓦讶异反射回应:“那个恶名昭彰的法西斯作家?… 他是不是太具争议性,这会不会太冒险?”维斯康蒂望着窗外的美丽科莫湖,接着低头望着自己,说道:“我没时间了…” 在普鲁斯特之前,邓南遮是美好时代的最具代表作家。如果普鲁斯特的写作,代表世纪肇始,贵族阶级如何从最灿烂的优雅天堂,下凡回归到风尘人间,邓南遮才华洋溢、少年得志的写作,更代表菁英阶层如何夺取“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正当性,淋漓展现世纪末最堕落的华丽。出身于意大利地主富贵人家,邓南遮从中学就展现其极优美、音乐性的诗歌才华;于罗马就读菁英大学,不但以纨裤子弟之姿,风流韵事不断,更以才子之姿,写下多部唯美作品,享誉国际文坛。邓南遮借用尼采的超人非道德美学,不但于世纪末创造了义大利文学史上,最为颓废优雅的文采,更于世纪初,展开一连串异想天开、惊动世界的政治活动… 身为什至可让墨索里尼黯然失色的军国主义先行者,这个作家不但于一次大战自愿参军,在意大利几近战败的关键时刻,以飞行员战斗的英雄之姿,振兴全国士气,更于战后鼓动撕毁巴黎和约,带领两千位自愿军,占领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城市,并自行宣布独立,制定以“音乐”为最高理想的原创宪法。虽此小国一年后随即被列强势力瓜分,但邓南遮以冒险英雄之姿,凯旋回罗马,成为墨索里尼的第一榜样。以不世出的天才,邓南遮以尼采“非道德超人”为借口,创造了学界公认的“原型法西斯”(Proto-fascism),不但自创“领袖”一词,更发明“民粹黑衫军” 、“阳台露面表演”、“激动群众演说”、“古罗马帝国党徽”等典型法西斯美学,墨索里尼不仅照单全部照抄,更试图将这个天才置于死地,因其锋芒太露,随时有取代之的危险。在“黑衫军政变”、直捣罗马前夕,邓南遮突然“被自杀”,却大难不死,墨索里尼后改以重金收买,邓南遮自知势不如人,自此淡出政坛。墨索里尼学到的“去道德美学”,可能青出于蓝,他以比粗鲁还粗鲁的口吻,吹嘘道:“当你有一颗蛀牙,你有两个选择:要嘛拔掉它,要嘛给它镶金,对付邓南遮,我选择了后者。” 如果意大利以五十年的时光,受邓南遮“法西斯美学”的迷惑宰制,或许还要花另一个五十年,来解除其魔力妖术。在二战结束如启示录降临的毁灭灰烬中,邓南遮的地位从至高神坛,跌落到地狱深渊,欧洲文坛不断自问,到底怎么可能,到底是造了什么孽,让邓南遮可以如此光鲜亮丽、傍若无人,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霸业,建设一条美学逻辑的漂亮千年大道。当时的新锐作家,如帕索里尼和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不遗余力攻击邓南遮代表的菁英美学主义(l’esthétisme)。如果邓南遮开口闭口都是超人哲学,他只是把尼采当作美丽借口,径行其至高权势阶层不受任何约束、为所欲为的无上权力。养尊处优、含金汤匙长大的邓南遮,在权衡一切利益得失之后,站在强者这一边,歌咏一种丛林法则的美好时代,不但和同时代“伪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共鸣,更与行进中的法西斯一唱一和,仿佛瞥见一种菁英完美愉悦永恒统治的自恋想像。 “我第一次读《无辜》的时候,完全受不了邓南遮以自恋分身,创造的去道德菁英。”维斯康蒂坦承说。以不到三十的天才之姿,邓南遮写下关于自己出身环境、美好时代极致精神的小说,《无辜》,旋即翻译法、英文版,并在新大陆流传。小说故事讲述一对看似无忧无虑、整天跑趴的年轻贵族夫妇,在光鲜优雅的外表下,如何貌合神离:渣男丈夫毫无愧疚,在仙女妻子面前,宣告为自己的快乐,明日将和火焰情妇远走高飞;仙女妻子在万念俱灰之下,与一个才子作家产生一夜情;渣男丈夫被情妇残忍抛弃后,回到妻子身边,发现其因爱情容光焕发,进而重新爱上了她;然而妻子已怀有作家的身孕,丈夫决定不追究,只需堕胎;因妻子坚持,小孩终究生了下来,却仿佛受到丈夫诅咒,最后在一个无人看守的圣诞夜,丈夫将婴孩带至风雪中,让其受寒而亡。妻子下定决心离开,丈夫回归情妇怀抱,并向其吹嘘告白,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彻底执行自由意志,没有任何悔意。故事到此结束。如此“去道德超人”的唯美书写,引爆两极化的反应,一方面欧陆美学家认为邓南遮完成统一以来,意大利文绝对优美的极致悲剧,另一方面,媒体毫不领情,新大陆的《纽约时报》即揭露国王新衣,批评这个作品“邪恶”、“彻头彻尾自私、腐败”。维斯康堤两边的意见都赞同,一方面,他尖酸评论:“今天世界到底谁能写这么优雅的文字?帕索里尼和莫拉维亚能吗?”另一方面,却对里面渣男丈夫倒尽胃口,直叹:“怎么会有人想要改编这种故事?” 衣冠禽兽的美好年代 “这样吹嘘自己杀婴的男人,今天会被人笑。”维斯康蒂坦白说。导演决定与他的两位传奇御用编剧,金狮终身成就奖达米科(Suso Cecchi D’Amico)、《纳粹狂魔》奥斯卡提名梅迪欧力(Enrico Medioli),全部改造小说的虚无结局。对比邓南遮作品完全以渣男为宇宙中心,维斯康蒂编剧团队巧妙加强女性角色,期与渣男世界抗衡。即使表面上为顶级钻石珠宝、高级订作华服、无限花卉覆盖的上流社会,光鲜亮丽底下,却是如富饶热带丛林中的爱情厮杀战场;“温情”成为这个爱恋剧场,最通俗无奇的情感、最为廉价的脏字,而残酷、自私、忌妒、恨,则是为站稳极乐舞台、夺取嗜血宝座的手段或者武器。 美好时代的男人宛如非洲丛林的雄狮,以一种看似可让整个族群更加强壮的至高权力意志,宣称“人类正义和我无关。”“没有一个法庭可以审判我。”如果邓南遮的天才在于自我创造一个“去道德超人”的美学逻辑,出身于更显赫世家的维斯康堤,其天才,则是揭露“超人”形成环境与产生后果;导演特别翻转原著的权力架构,强调这个自比雄狮的男人,和其鄙视的弱女子,之间的微妙致命制衡。不断征服女人的渣男贵族,被比他更为残忍的情妇恶意抛弃,回到圣洁的妻子身旁,发现其容光焕发,进而成为其下一个征服的对象。然看似单纯的妻子,面对丈夫不断光明正大的偷情,对婚姻信心彻底崩溃,与一个初次见面作家朋友一夜情,初尝爱情的喜悦,并怀了其小孩。因为重新爱上妻子,渣男丈夫放弃一切前嫌,只要求堕胎。妻子不从,生下小孩,并为了小孩的未来,与丈夫重修关系。然丈夫因自尊受损,宛如丛林雄狮,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杀掉别人的种。妻子自此永远离开,因她领悟从来没爱过丈夫,只为了孩子与其修好。丈夫回到情妇的怀抱,并告知这个故事,希望能得到残忍情妇的赞许,一个爱情厮杀的原创勋章。然而情妇比他想像更残酷,她分析渣男丈夫不仅因为自己向来鄙视的“爱情”,成为温情的俘虏,竟最后还被柔弱的妻子,弃如敝屣。情妇最后宣称,因为如此失败,就算他们两个在一起,情妇也永远不会爱他。自许超越道德、战无不胜的情场男人,完全败阵在两个弱女子,宛如女人情感的韧性,比什么力量都还强大;男人最后心灰意冷,举枪自尽,仿佛其一生信奉的“去道德超人”,败于“柔于水女人”。 “我想带你看看,为什么我想要拍这个故事。”记者法兰丝瓦记得,维斯康蒂于城堡的阴暗大厅,跟他说道。管家马可,推着维斯康蒂的轮椅,和记者来到一个富丽堂皇、却布满灰尘的古典图书室。维斯康蒂的轮椅到达一个华丽路易十五书桌旁,上面有一本渍黄的精装书籍… “我有天在图书室找普鲁斯特珍本,无意中发现这本书,是我父亲,维斯康蒂公爵,于《无辜》1892年一出版时,即购入首版,父亲似乎对邓南遮爱不释手,读了好几回,缝线都快散落了…”维斯康堤举起一只乏力却强壮的手,拳头靠在其如老兽之脸旁,似乎陷入沉思:“这是我父母的故事,美好时代的故事,也是义大利如何成为法西斯的故事…” 首映会后,大多影评人无法了解真正的美好时代,引爆一番恶评,记者法兰斯瓦却发现,维斯康蒂拍摄《无辜》,并不是在控诉其父母,如何以无上的权贵意志,成为法西斯雏形,而是在理解,一种“美好时代的文明兽性”,强势如男人,权力如何可能无限自行加成,而弱势如女人或小孩,在无上权力宰制之下,如何存活下来,或死去,如电影中最无辜的婴孩。就像电影中的情妇发现:“为何男人一手将女人捧上天,一手又压制女人到最低,为何不能让女人比肩共行?”维斯康蒂似乎以这个最后作品,来理解母亲背后之阴影…维斯康蒂风流倜傥的公爵父亲,在接连不断的公开情事后,与母亲永远分居,母亲至此一生无权踏上公爵的领地,也就是她多年生养七个小孩的家… 维斯康堤或许经由这部美好时代的作品,终于瞥见,母亲虽光彩夺目、被世人称羡为“米兰女王”,然在其华丽面纱背后,她的韧性,如何终身苦楚……

泽维尔·多兰专访:我想去讲述那些个性鲜明的普通人的故事

他已经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作为一个电影人拥有的稀有和独特的才华。在2020年,随着我们步入一个更快、更数字化和更为个性化的新时代,我们希望能够找出泽维尔·多兰(Xavier Dolan)对未来的看法和政治承诺对他的意义。 Armelle Leturcq(以下简称为“AL”): 你的腿上有一句纹身“含辛茹苦”(“L’œuvre est sueur”)。我们很想进一步了解你的创作过程。 泽维尔·多兰(Xavier Dolan,以下简称“XD”): 好的啊。 AL: 你的创作过程是从写作开始的吧? XD: 是的。 AL: 在你开始拍摄之前要花多长时间写作? XD: 这取决于不同的项目。有些是一气呵成,有时候则是文思枯竭。《我杀了我母亲》(I Killed My Mother,2009)就是只花了几个小时一鼓作气完成的。而《约翰·多诺万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John F. Donovan,2018)则花了数年时间。不过通常我会花一个月或一个月半时间完成一个剧本。当然也有一些会基于参与项目的朋友或艺术家的笔记在完成后重新进行修改。也会在拍摄前做少许调整。 AL:你的个人生活和你的电影是如何互为重叠的? XD: 尽管人们都认为我所有的电影都是基于我自己个人生活的传记,事实上只有其中两部电影涉及我的私人生活,而且只是部分的。另外,其他角色,无论是如何私人或者亲密的关系,纯粹都是虚构的。我会认真聆听在我生活中出现过的每个人,不管是陌生人、熟人、亲密朋友或者其他人。他们笑的方式,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缺陷,他们的优势,他们的悸动:所有的一切都给予了我灵感。越是目标明确和独特个性的人,我就越想去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我想这就是我个人生活和工作生活互为重叠的方式了,那就是将形形色色的人身上令我印象深刻的细节、个性和特征融入到我的影片中。 AL:…

押井守谈塔可夫斯基:他肯定是个讨厌的家伙

知识分子永远理解不了大卫·林奇的电影,因为他的电影无法转化成语言。反之,知识分子为何偏爱塔可夫斯基呢,简而言之,塔可夫斯基描绘的是与语言相遇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