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1300间基督教会，大概只有林国璋牧师的善乐堂，会请导演来，放这部独立电影。“封咪”的主角、泛民议员黄毓民，和记者程翔，都在这间小教会。2003年，香港SARS肆虐，人人嘴上有口罩，心头有帕子。黄毓民在一片末日景象中信主，决志戒烟戒赌，令市民大跌眼镜。程翔则在狱中1000天，于窄门中读圣经，于不自由中得自由。
他们都是走窄路的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潘晓以来，曾是父亲和我两代人不止息的长叹。我有幸在这间教会布道，主题是“行动的先知”。没料想和下午的放映会，也十分贴切。多年前，看过崔允信导演的《忧忧愁愁地走了》，很喜欢。这次看完了，我的第一句话，也是说，我很喜欢。
片子有政治惊悚片的调度，人文主义的触角，及宗教的超拔信念。很像去年伊斯特伍德的《调包婴儿》。主角都是先知式的牧师，都在电台主持节目。一是1928年的洛杉矶，一是2008年的香港。他们在社会上如旷野呼声；在教会中，也惶惶如丧家之犬。布里格拉伯牧师说，我一生的使命，就是在这座城市揭露罪恶、宣扬福音。马牧师最后一场布道，说没有行动的爱，是虚假的爱。不“行公义”，就不能“好怜悯”。
最近我有个举动，是骑着电动车，在绿灯的人行道上，挡住不愿停下来的车辆。避让行人，是现代交通的帝王法则。不过在成都，平均10人就有一辆私家车，却几乎没有一个司机，愿意在人行道前主动停下。其实“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取决于你对宽窄的定义。路是越修越宽，车是越来越多，但汽车的机械性，竟已慢慢取代了人性。在我眼里，成都的每一条街道，路都越走越窄了。人从车前走过，竟连一条狗都不如。因为人们会“下意识”的让狗，却“有意识”的不让人。
我就定意在每条路上，都抢先过去，挡住它们。对骂骂咧咧的车主来说，是行公义；对身后的行人和自行车主来说，是好怜悯。
导演对香港教会的中产化，及分离与混杂的宗教立场，有很到位的临摹。黄毓民出演他自己；基督徒艺员廖启智饰演马牧师。马牧师的原型是朱耀明牧师。朱牧师在布道牧养中，极少论及时政。但每年七一游行，大概唯有他和林国璋牧师，是走在队伍前列的传道人。
片中，黄毓民和马牧师主持一个“狭路相逢”的谈话节目，针砭时政。影片重现了“封咪事件”的经过，黄马二人受到恐吓，被泼油泼粪。回到教会，执事们也向牧师施压，说你不顾自己安危，也要顾教友利益，我们很多人是做生意的，人家听说我们教会敏感，听你在电台批评大财团，令我们在商界很难做。
崔允信强调，这不是一部所谓“福音电影”。是站在教会外的独立作品。影片有三条主线，除马牧师，还有一个欠债被开除的警察，一个想上位的女记者。三个人在各自圈内，都走得很辛苦。其实在清教徒时代，牧师之于社会的角色，包涵了今日许多政府和媒体的功能。如我们的“思想教育”和“新闻宣传”，都是最近一百年被政府抢过去的饭碗。换言之，在一个多元化时代，警察、记者，和牧师，以及专栏作家、电台主持人，独立导演和心理医生，及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类比的意义上，共同担当了祭司和先知的社会性功能。
影片对今日香港的世界观场景，有一种刻画的野心。香港与内地、媒体与市场，教会与社会、灵魂与肉体。导演说，为什么路越走越窄，因为社会被割裂了。从政治到信仰，每个领域内都存在着一种两元区格。不但是一座城市，连每个人的灵魂，都被一国两制了。在政治，是一个国家，各自表述；在宗教，是一个耶稣，各自表述；在经济，是一个市场，各自表述；在传媒，是一个真相，各自表述。
导演既质疑一个将灵魂放逐的属肉体的社会；也质疑一个将社会放逐的“属灵的教会”。影片的气质有两个转向。在前面，他用许多笔墨，刻画一个警察和一个大陆妓女，在肉体上频频结合、在灵魂中层层设防的关系。个人灵魂中的分裂，为后面社会性的批判，铺垫了一种人文主义情怀。中间，因着地产集团的谋杀案，使三个主角走到一起，开始呈现惊悚片的好莱坞气息。末尾，马牧师的布道和见证，成为承载导演价值理想的代言人，以温暖的气氛，触及福音性的主题。
反倒有牧师发言，批评结尾太乐观，牧师形象还是浪漫化了。崔允信回应说，他不是在宗教立场上去拍一个牧师。是在一个世俗化社会，来凸显牧师这一职分中的非世俗化气氛。“因为对今天的香港来说，一个年轻人谈理想，甚至听起来都很肉麻”。好在香港社会中，还有一种特别的动物，叫做牧师。导演认为，几乎只有藉着“牧师”这一身份，来彰显一种为弱者发声的公义理想，可以有助于克服一种世俗氛围中的无力感。
崔先生特别提到，片中地产商请记者编辑吃海鲜，问到七一游行。他说自己经历过类似画面。有商人官员和一群电影界人士吃饭，突然问到，明天七一游行，你们不会有人去吧。崔导说，其实在场几乎所有艺员，都是要去的。但在那种氛围下，你觉得难以说出口。你似乎被一种气场辖制了，若非有权有势，说话的声音就很难理直气壮。
对导演来说，“马牧师”与其说是对朱耀明牧师的致敬，不若说是他对“牧师”这一职分的期待与借用。在一个世俗化时代，一位牧师，就像一位独立导演，他若不能帮助我们在一种被辖制的氛围中愿意说话、能够说话，而且说得坦然，做得光明；那牧师也不过是360行中寻常一种罢了。
天台上，三个主角第一次汇合，记者问，你为什么要做牧师？牧师反问，你为什么要做记者，为什么要做警察？对动机的察问，往往能带出真正的回答。不然人生、社会，国家，梦越做越大，路越走越窄。何时歧路当停，恸哭而返？
几天前，64岁的昂山素姬，199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最近一年的软禁中，首次获准公开露面。在仰光一家酒店外，一个记者高声喊道，“素姨，请笑一个”。她转身问，“我的微笑还好看吗”。
窄路相逢的人，怎会不好看呢。这句令我怦然心动的话，记在这里。因为今天，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纪念日。
文/王 怡
2009-11-09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