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315 就像深渊里的鱼,我们只能自己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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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1969),大岛渚

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第315天


2017年10月13日星期五
片名:少年 (1969),大岛渚
箱根,旅店

陪着家人从京都乘新干线前往东京,中途在箱根停留了一晚。大岛渚的《少年》是在箱根的夜晚观看的。这个片子让人心情决不能平静,就像是随着片中的小主人公四处痛苦地流浪。

《少年》是根据一则日本社会新闻改编:一对夫妇指使自己的孩子在路边故意撞车然后讹诈治疗费。发生的时期是196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腾飞之前。以我们现在国内新闻的说法,这一家人是以“碰瓷”为生的。父亲是一个犯有前科且极为自私的男人,被指使的少年大约十岁,母亲是继母带着她亲生的幼儿。

讹诈的犯罪手法,注定这一家人无法在一个地方久居,于是四处漂泊,以父亲的说法像是作战,以观众的看法就像是旅行,从南部四国一直到了北海道。大岛渚以这则社会新闻入手,暗喻了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日本国旗在电影中随处可见。父亲教训儿子时的说法口吻,也深受军国主义的影响。诸如:“我们要发起战争了,身上的、心上的武器都要用上”,或者“用心工作,听到了没有,不然就这样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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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1969),大岛渚

《电影手册》手册的一位影评人以欧洲的视角来看待少年:“圆圆的脸庞,身着学校制服,头戴黄色鸭舌帽……看起来像是小津安二郎的《早安》再次上映。”但是传统的、平和的家庭已经不见了。孩子不再是吵着要买电视的孩子,而是“转变为一名小小的神风敢死队”,只是战场不再是太平洋,而是日本的街道上(彼时街道显得空旷、车辆也不多)。对我来说,“少年”的面孔和形象倒有一种熟悉感,大概是我在1960年代的日本摄影集中常见到。

尽管大岛渚在我看来一直再拍“抗议电影”,并且他的残酷主题在《少年》当中已经达到了顶峰。但是大岛渚的电影之所以在今天看来,仍然震撼人心,并不完全依赖这个故事惊世骇俗——父母将自己的孩子推到车轮底下来生存下去,还有书写了家庭人伦关系构成的丰富面向。

拍摄《少年》时,大岛渚资金匮乏,只有1000万日元的预算。导演的演员妻子小山明子不仅担当女主角(继母),又要当小演员的台词老师。小山在接受采访时说,片子拍到一半就没钱了,制片人就瞒着大岛渚去给我接了两家酒的广告。这种片子拍到一半,妻子跑去拍广告,拿钱回来给剧组运转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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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1969),大岛渚

但是这部低预算的电影,在今天看来充满了力量,极为纯粹。随着剧情的深入、跟着景物不停的变化,色彩也开始转换,逐渐变成凌厉、直接的单色。电影学者四方田犬彦提醒我们说,作为电影史上的巨匠,大岛渚是罕见的极难辨认风格的导演。他在拍摄时,分镜有时极为随意和即兴,但总是能呈现令人震撼的效果。

当电影中的少年被沦为家庭生存的工具,却主动隐忍父亲和继母对自己的不公平。他在讹诈的“工作中”所受痛苦完全出于表演,但内心的痛苦确实完全真实的。但是令人电影让人感动的是,少年、这个十岁的孩子,在努力地维持着家庭的完整,当父母争吵时,去安慰自己的弟弟,甚至试图以自己的牺牲来换取一种爱。

在北海道,因为父母在积雪的街上争执,一辆车为躲避无人看管的幼儿、撞上大树,驾车的少女睁着眼睛死去了。这个景象让少年深受刺激,在影片最后流下眼泪。在那个时刻,我们感受到一种成长的痛苦。这种痛苦似乎超越对国家的隐喻、社会性的批判,而进入我们的内心深处。

我在《少年》那里好像看见了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省,深刻的忏悔让沦为工具的孩子变成真正的人。很难相信,纯粹持有旁观和俯视的姿态的创作者,能拍出这样的杰作。只有与堕落的灵魂同行,才能剥开情感表层的权力关系、虚假的表演性,而发现藏在最深处、最微弱、却最动人的东西。

大岛渚说自己经常引用一句格言:“就像深渊里的鱼,我们只能自己发光。”看完《少年》,再读这句话,像是一种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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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1969),大岛渚

第45周 每个时代的日本电影

10月9日(周一)《花火》(1997)北野武
10月10日(周二)《鳗鱼》(1997)今村昌平
10月11日(周三)《蒲公英》(1985)伊丹十三
10月12日(周四)《三里塚边田部落》(1973)小川绅介
10月13日(周五)《少年》(1969)大岛渚
10月14日(周六)《女人步上楼梯时》 (1960)成濑巳喜男
10月15日(周日)《东京物语》(1953)小津安二郎

(除此之外,之前已写到:小津周沟口和成濑周,九零年代日本电影一周,以及大岛渚、黑泽明、山田洋次的作品散见各个单元)

卫西谛

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影评人。先后在《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月刊》等数十家刊物撰写专栏。历任多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奖项的选片与评委。第49届金马奖评审。出版有十部电影书籍。2015年,独立出版个人摄影集《Way Away:66号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