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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cated … film critic Pauline Kael, who died in 2001. Photograph: AP

在他2001年编辑的《电影评论》(Film Comment)杂志的一篇随笔中,著名编导保罗·施拉德(Paul Schrader)回忆了他与导师宝琳·凯尔(Pauline Kael)的相识、相知、绝交、和解的心路历程。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宝琳的那个晚上,就像第一次约会一样,记忆犹新。我们围坐在一张橡木桌前,在一盏蜘蛛图案的蒂芙尼灯下,吃饭喝酒,争论不休:这是一次与宝琳聊天的典型体验。

那是1967年的夏天,我们在纽约市。当时我是个大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电影学院上暑期班。那时宝琳的第二本书《Kiss Kiss Bang Bang》刚刚出了平装本,我和朋友保罗·沃肖(Paul Warshow)都疯狂爱上此书。沃肖的父亲罗伯特(Robert Warshow)曾是《国家周刊》(the Nation)的影评人,后来英年早逝,从那时起,她就成了沃肖的朋友。我们去了她的公寓吃晚饭,当时我只看过几十部电影,但很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明白她怎么会拥护《奇遇》(L’avventura,1960)这部电影,却不喜欢《夜》(La Notte,1961)这部同样是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作品。她觉得我对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和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拥护很奇怪。我以为她很严厉,后来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她是善意的。

宝琳当时正在为《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写作。她最近给仅在纽约客电影院上映一周的戈达尔电影《男性,女性》(Masculin féminin,1966)写了影评,结果在影院外引起强烈轰动,让戈达尔的电影重新成功上映了一轮。她在伯克利电影协会磨练出来的如何扩大影响力的影评技巧,现在在纽约起作用了。她熟练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去造势,那股像是要传教的狂热气势,弥漫在我们见面聊天的房间里。

时间已经不早了,沃肖离开了。我喝得太多,躺在沙发上。第二天早上,吃过炒蛋和吐司后,她送我出去。“你不想当公务员吧。”她说,”你想做影评人,我们要保持联系。”

Artwork for the Rob Garver documentary What She Said: The Art of Pauline Kael. Photograph: 29Pictures

于是,我就这样成为了“宝琳粉”的一员(译注:宝琳的追随者自称为the Paulettes)。那年夏天,我又见到了她,回到加尔文学院后,我又和她通信,把我为校报写的文章寄给她。她主动提出帮我申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学院。当时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是顶尖的电影学院(现在也一样),很难被录取,但她和校长科林·杨(Colin Young)是朋友。她向我保证,她的推荐信会很有分量。

那些日子里,我晚上睡觉时都会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让宝琳·凯尔活着。我害怕拿起报纸,看到她死了的消息。她是我离开加尔文、基督教改革派教会和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唯一出路。如果她死了,我将永远被困在那里!求主啊,让她再活一年吧,我不会再要求什么了。

好在她还活着,我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录取了,我的人生也改变了。她帮我在洛杉矶自由报社找了份每周评论的工作。就像每一个“宝琳粉”一样,我虔诚地阅读她的文章,把我写的东西都发给她,等着她的电话。电话响起后,宝琳用那种热情洋溢又强势霸道的声音,解释说这部片那部片(比如说《中国姑娘》La Chinoise,1967)需要我们的支持,以及我们之间存在的争议。

宝琳是一个复杂的导师。一方面,她像一阵旋风一样侵入你的生活,支配着你的思想,影响着你的私人关系,要求你对她效忠;另一方面,她不会尊重任何一个不会反抗她的人。爱她太少,她就会攻击你;爱她太多,她就会无视你。结果就是令人心碎——我想“宝琳粉”感受到的心碎远比导师更严重。我的心碎分为两个阶段。

Richard Gere in Schrader’s 1980 film American Gigolo. Photograph: Alamy Stock Photo

第一个阶段是1971年的圣诞节,我当时飞到纽约去看望她。那时候,全国各地的报纸和杂志在聘请影评人之前,都会征求宝琳的推荐,她就是信息搜集所。她解释说,她在考虑让我去西雅图或芝加哥的报社;她觉得西雅图最好。那是一个艺术之城——一个电影之城,一个严肃的城市,她觉得我可以培养出一批读者。我当时对此心存疑虑,我从未以作家为生,因此我很纠结。我向她解释说,我经历了一些个人的动荡,正在考虑写剧本为生。如果我离开洛杉矶,我担心写剧本的机会会永远消失,如果我现在不尝试去写剧本的话,就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了。她无动于衷:“我需要一个答案。”我问能不能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一下(毕竟那时是假期)。她说不行,现在就需要我的回答。我说了一句大意是:”如果你现在就需要答案,那就必须是否定的。” 然后我们陷入沉默,接着冷冷地闲聊了几句。我意识到,我的时间到了,我离开了,回到酒店房间,订了去洛杉矶的机票。在回家的飞机上,我想:“好吧,我搞砸了,我已经不是影评人了,我还是努力去做个编剧吧。”

第二次心碎是在1979年。我当时在派拉蒙准备《美国舞男》(American Gigolo,1980)这部片。宝琳也在这块地盘上有一间办公室,她是由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带来开发剧本的。(沃伦会很耐心地诱惑别人,也会很耐心地复仇,这方面他简直就是大师。在操纵宝琳这个好莱坞商业片的关键人物时,他达成了这两个目的。)

Paul Schrader in 2016. Photograph: Suki Dhanda/The Observer

在这几年间,我见过她几次。我把《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1976)的剧本发给她,电影上映后,我和她还有布莱恩·德帕尔玛(Brian De Palma)在阿尔贡金酒店吃了晚饭。她似乎已经原谅了我放弃做影评人的事了。后来她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副总大卫·查森(David Chasen)说我是个好编剧,但却是个糟糕的导演。我请她去吃午饭。我解释说,她可以自由地在报纸上说我的任何事情;当她在酒会上说我的坏话时,她不是作为一个评论家,而是作为一个好莱坞的局内人。因此,她是我的敌人。于是,我们断绝了关系,沟通结束了,我曾经期待着她的评论,而现在我感谢她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选择不评论我参与的电影。

我又开始担心她的死。我的母亲在1978年就去世了,我责怪自己没有表达出对她的爱,直到为时已晚。如果这个终极家庭闹剧再次上演呢?如果我的第二个母亲宝琳,我的创作生涯的推动者,在我还没来得及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时就去世了呢?

幸运的是,10年后,一个和解的机会出现了,并非所有的家庭闹剧都是以沉默和黑暗而告终。《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电影评论家特里·拉弗蒂(Terry Rafferty)搬到我在查巴克的乡间别墅附近。他提到了宝琳,我问他能不能给她打电话,代我和她谈谈。特里安排我们开车去大巴灵顿看望她。我战战兢兢地下了车,走到她那辆棕色的维多利亚式的小车旁,特里若有所思地跟在后面。她出现在门廊,比我记忆中的要小一些,她张开双臂,我们拥抱了很久,然后她说: “我看了你的电影《陌生人的慰藉》(The Comfort of Strangers ,1990),我很喜欢,你已经成为一个好导演了。”我并不太在意她是否认为我是个好导演,更重要的是她关心我。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大部分的夏天都会去看望宝琳。有一次给我深刻印象,当时我从伯克希尔地区的峡谷牧场回来,我打电话说我想去看看她,我知道她在波士顿做完两次手术后,刚回到大巴灵顿。她说她不适合陪我,我告诉她,我还是要去看看她。她的女儿吉娜把我带到了宝琳的卧室,我被她的模样吓了一跳,一向娇小的她,现在看起来简直就是皮包骨。我可以用拇指和食指夹住她的手腕。我拉起一把椅子,开始在床边喋喋不休:“最近怎么样”“今年秋天来早了”等等。但她什么都不想听,只想听听我对电影的看法。我说话的语气很温和,显然我不该这么温和。她的口中喷薄而出的反击就像旋转的刀片,形容词从我的头顶上划过,副词切开我的手臂,分句击打我的躯干。我跟她说了我在自己母亲临终前从未说过的话,我告诉她,我爱她。


|原文最早发于《电影评论》(Film Comment)2001年,后于2019年6月13日授权发表于英国《卫报》(The Guardian)
|翻译:小双 @迷影翻译

Paul Schrader
Paul Schrader

(生于1946年7月22日)美国编剧、电影导演和电影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