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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on by Lucinda Rogers

《霹雳战士龙》(Hardware,1990),《尘土恶魔》(Dust Devil,1992)和《星之彩》(Color Out of Space,2019)的导演理查德·斯坦利(Richard Stanley)回忆自己在伦敦最为邪典的电影院里和达里奥·阿基多(Dario Argento)做“毒品交易”的经历。

斯卡拉(Scala)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院之一。它恰逢其时得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第一次去那里是1984年,当时我18岁,因为从南非军队开小差正被宪兵追捕。作为一个年轻的非法移民,我游荡在北部伦敦的街道上,焦虑着下一步该去哪里。我曾试着联系了我在英国的叔叔,但他闭门不见。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全天候通宵放映的斯卡拉电影院,票价也很便宜,大概2.4英镑。我想,”好吧,我就在电影院里睡一觉,再想想明天该怎么做。”

我很幸运,买的是导演达里奥·阿基多(Dario Argento)的连映票。就在那个单人椅上,我接连不断得看了达里奥·阿基多在当时已经上映的所有八部电影。很显然,我没有睡觉。在南非的时候我只听说过关于达里奥·阿基多的一些传言。在当时的种族隔离期间,恐怖电影和魔鬼电影是被禁映的。

那场展映让我大开眼界,让我看到了所有我曾错过的一切。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在我在大银幕上看到的《阴风阵阵》(Suspiria,1977)前十分钟的感受:迷人的特写镜头,浓郁鲜艳的色彩。当我第二天跌跌撞撞地走出影院的时候,我已经明确未来自己要做什么了。

不久之后,有一场达里奥·阿基多新片《神话》(Phenomena,1985)的试映会。我发现他有些紧张得站在影院外。我走过去告诉他,我非常崇拜他。我递给了他一支烟。他看上去放松了一些,之后他要了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一个电话,“你的朋友达里奥找你。”从此以后每当达里奥来伦敦需要抽烟的时候我就成了他的带路人。

Richard Stanley ©BFI

1920年刚开张时,斯卡拉的名字还是国王十字电影院(King’s Cross Cinema);70年代成了现场音乐表演场地,1979年的时候还曾作为伦敦唯一一家猴子展览馆(primatarium)短暂开放过。

1981年电影院重新开业时,墙上仍挂满了热带风情的壁画,还有随处可见的被遗弃的囚笼,地下室里还弥漫着一股野生动物园的尿骚味。观众席更像是放映舞台的延伸。当你在联票上看到《切奇和钟:随烟而飞》(Cheech and Chong’s Up in Smoke,1978),加上《巴卡路·班仔跨越八次元空间大冒险》(The Adventures of Buckaroo Banzai Across the 8th Dimension,1984)和罗杰·科曼(Roger Corman)的 《迷途》(The Trip,1967)时,你知道你将会遭遇满墙的大麻烟,而后每个人会随之嗨起来的。

最后我住在了影院里面。在我为制作《尘土恶魔》(Dust Devil,1992)而倾家荡产的时候,是简妮·基尔斯(Jane Giles,斯卡拉影院1988年-1922年的排片经理)收留了我。当时我欠了大约20万英镑的债,还被法警追捕。我们第一次放映《尘土恶魔》的拷贝时,我就藏在斯卡拉的阁楼上。那部电影的制片人尼克·鲍威尔(Nik Powell)每天晚上都会出现,将我们当天的票房收入拿走试着去为《哭泣的游戏》(The Crying Game,1992)的收尾工作提供现金流。

我确实发现自己正在为斯卡拉的观众制作电影。放映《霹雳战士龙》(Hardware,1990)时我稍微有点沮丧,因为电影中的角色说了几句愚蠢的对白让观影的部分观众不满得冲着电影喊叫。我期待着观众在某种程度的参与。这年头,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邪典电影(cult movie)有点困难。你不能坐在家里和朋友一起看电影,你需要和其他三百个神经质的人一起看才会有完整的效果。

—— 以上为理查德·斯坦利(Richard Stanley)向伊莎贝尔·斯蒂文斯(Isabel Stevens)所做的陈述。

Isabel Stevens
Isabel Stevens

英国《视与听》(Sight & Sound)杂志编辑,也为包括《卫报》(the Guardian)、《偶像》(Icon magazine)等杂志撰写关于电影和摄影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