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以萨克·郑（Lee Isaac Chung）温馨的喜剧性半自传体剧情片《水芹》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描写了一个韩裔美国家庭在阿肯色州农村的艰难生活。Violet Lucca与导演畅谈了信仰、农业和家庭关系。
在一个20世纪80年代初阿肯色州农村的农场里，“永远不要为任何可以免费得到的东西付钱。”韩国移民雅各布·易（史蒂文·元［Steven Yeun］饰）在找到挖井地点后这样告诉他的儿子大卫（David，阿兰·S·金［Alan S. Kim］饰）。这是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父亲的忠告，但对于像大卫这样的移民子女来说，却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父母的节俭是他们的骄傲，是他们战胜生存的社会制度的标志。
然而，李·以萨克·郑（Lee Isaac Chung）观察敏锐的家庭情节剧《水芹》（Minari，2020）并没有纠缠于这一时刻，也没有针对白人观众更深层次的共鸣特意地加以阐释–影片没有探讨同化的艰辛过程、种族主义的创伤或不归属感，而是将叙事重点放在令人信服角色的愿望和他们之间的冲突上。
李的影片大量借鉴了他自己家庭的过往经历，讲述了来自韩国农村的移民雅各布背井离乡，在阿肯色州的小镇上开办农场的故事。（雅各布告诉儿子，每年有3万韩国人移居美国，他憧憬着韩国蔬菜在这片土地上繁荣的市场需求）。
雅各布的妻子莫妮卡（韩艺璃饰）是个城市女孩，她不喜欢新的乡村生活，并经常公开抱怨为实现雅各布的梦想而做出的牺牲–这导致夫妻关系紧张，而这一点被观察力敏锐的女儿安妮（Noel Cho饰演）发现了。莫妮卡的母亲顺子（由老戏骨尹汝贞饰）很快从韩国赶来帮忙，但一开始大卫拒绝接受这位新家庭成员了，因为她喜欢看摔跤、喜欢打牌而不是烤饼干，所以他并没有把她当成真正的外婆。后来，她又有两次无意行为进一步加重了家庭的负担。虽然这些悲剧反映了生活的残酷偶然性，但它们作为精心打造叙事的一部分，与李之前的《自由日》（Munyurangabo，2007）和《阿比盖尔·哈姆》（Abigail Harm，2012）有所区别，前两部电影都是李即兴创作而成。
《水芹》–以顺子在树林中种植的一种用于韩国和东南亚烹饪的耐寒草药命名–情感丰富，叙事惊喜，表演精湛–尤其是元，这位韩裔美国演员最著名的角色是《行尸走肉》（The Walking Dead，2010-2016），以及他在李昌东的《燃烧》（Burning，2018）中扮演险恶的本的出色表演。在这里，他拓宽了自己的演技范围，将雅各布打造成为一个敏感、坚定、有着疯狂梦想、聪慧但在复杂现实前却黔驴技穷的人。
作为一部家庭剧，它颠覆了人们对移民如何被整个社会定义或恶意诋毁的惯常描写，《水芹》沉稳、深刻的剧情对这种经历表现出了难得的坦诚，并将许多家庭之间或我们大家一直无法说出口的话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Violet Lucca（以下简称为“VL”）: 《水芹》与你之前的电影都不同，你在拍摄过程中使用了剧本而不只是拍摄大纲。尽管如此，电影依旧还是有很强的视觉连续性：一些小动作的镜头，或者是传达触觉和情感的特写。这些是基于你自己的记忆，还是在拍摄过程中基于基于美学考虑的临时起意？
Lee Isaac Chung（以下简称为“LIC”）: 我们在拍摄时并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拍摄时抓取很多这些镜头。你所提及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开车去这个地区后临时找到的感觉，都是突如其来的，“这里充满了诗意！”
VL: 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一家人在看两个歌手的音乐录像带，奶奶告诉孩子们，他们的父母当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爱不释手”。你再关注父母的表情，就会知道他们完全不是当年的样子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移民的跨国性。对以前国家存在的理想化的想法，但是现代技术又传播着当今韩国的图像–既有人们记忆中的样子，也有现在的实际情况。在成长过程中你是如何看待韩国媒体的？
LIC: 你看到了很多。我们当年会从韩国的杂货店里买这些录像带，边吃晚饭边看。你最终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处所和媒体的联系，也关乎人的内心的问题。你在录像带上看到的，是你父母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试图为你保存那种文化的感受。当然，作为一个孩子，我不知道如何去表达它。我只是认为那是我们当时做的事情而已。
VL: 你说过，你在写剧本的时候会重看一些电影。你看的是哪些电影？你在其中又想寻找些什么？
LIC: 当我试图写出这个故事时，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是我巨大的灵感来源，特别是《火山边缘之恋》（Stromboli，1950）和《意大利之旅》（Journey to Italy，1954）。他在这两部片子中融入了很多与婚姻关系有关的精神角力：这两部片子都是以一对已婚夫妻开始的，而影片的努力就是看他们的关系能否存活。我费尽心思地分析这两部电影，因为它们并不是以非常直观地方式表现这种角力的。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在《意大利之旅》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去看东西。她一直在思考死亡、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和探索，所以我在思考如何将这些整合成我的电影。不过我也会挑选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以及其它一些我过去没有致敬过的电影，因为我想创作一部感觉像是兼具叙事性和戏剧性的电影。
VL: 有一点英国观众可能没有发现，但雅各布去银行寻求贷款时，银行工作人员说：“里根希望能让那些农民满意！” ——这绝对是不真实的。在里根执政时期美国农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这句台词是一个公开的政治对话。
LIC: 是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危机中，有很多自杀者，还有一些被农民枪杀的银行家。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你从许多家庭农场的消亡中看到了它的影响。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们开始了我们的农场–非常不明智的! 2016年，我读到关于危机如何再次开始的一些报道。银行破产事件在增加，自杀率也在上升，有人质疑是否很快就会出现第二次农业危机。当时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有很多其它议题进入国家级别的对话中，每个人都心不在焉。我们是否真的在帮助农民？我没有假装自己知道答案。我知道在我的老家阿肯色州有很多人是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从某种程度上，我试着去理解他们。我尝试着不去评判他们。
VL: 很少看到农民在电影中的表现，尤其是以这种诚实的方式–当雅各布在田地里度过了非常艰难的一天后，无法抬起手臂，以至于不得不需要莫妮卡帮他穿上衬衫时，你会看到农业对身体的伤害。
LIC: 我记得农民们什么活都干。电影中的火灾是基于我们农场发生的一场真实的灾难性火灾。但无论当年还是现在，这对农场主来说都不算罕见。在加州，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有很多农场都着火了。因为环境恶化，这种事情发生得更为频繁了。
VL: 展现美国南部的情景也挺不寻常的，这部分的美国在银幕上看到的不多。
LIC: 是的。我以为我拍的这部电影是一部关于农民的电影，一部关于生活在阿肯色州的人的电影。但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移民故事，尤其是关于韩裔美国人的故事。
VL: 说到南方人，你曾把伟大的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1] … Continue reading）作为灵感来源。
LIC: 我一直很喜欢弗兰纳里·奥康纳，也很喜欢她如何没有试图去创造富有同情心角色的处理方式。她的小说存在着很多美德，她经常让这些充满善意的想法来自那些看上该受谴责的人身上。我喜欢这种想法–善意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它无需通过圣人来实现，也不一定只发生在教会里。你如何在片土地上或通过这个社区生活的人中间找到建立一个教堂的新想法呢？
保罗（Poul，易家的邻居，是个有着虔诚信仰的人，帮助史蒂文一起开开垦农场，由威尔·帕顿［Will Patton］饰）和易家人在阿肯色州中部的这个拖车屋里共进晚餐的那个画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基督教的形象。他来自俄罗斯，当然不算是个美国南方人，但契诃夫在此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当我在看泰伦斯·马里克（Terrence Malick）和侯孝贤（Hou Hsiao-Hsien）的电影时，我发现《水芹》中受到的文学影响力远远超过我过去拍过的其他电影。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想到了契诃夫、薇拉·凯瑟（Willa Cather[2]1873年12月7日－1947年4月24日，美国女作家，凭借着“One of … Continue reading和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3] … Continue reading的故事，我试图在这样的空间里工作，讲述一个家庭努力在这块土地上创造新身份的故事。
VL: 基督教的意象贯穿了整部影片，比如当外祖母带着大卫到小溪边，在水芹生长的地方，他们看到了一条蛇，她告诉他，与其把危险的东西隐藏起来，不如让它暴露出来，这句话出自密西西比州诗人克劳德·威尔金森（Claude Wilkinson[4]美国诗人和艺术家。）。基督教是如何影响你自己的生活的？在韩国，大多数韩国人都认定自己是无神论者，但那些基督徒往往都极为虔诚。
LIC: 是的，他们确实如此。在美国的韩国移民里，大多数人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是通过教会的互助网络移民到美国的。在我成长过程中，信仰是我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与我在南方的生活有关–这只是你信仰的必然结果。当时，多样性意味着：你是浸信会还是卫理公会？[笑]但与此同时，当我到了大学，我选择进化生物学作为我的专业。我想质疑很多事情，而不仅仅只是想当然。我仍然发现它是我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是我极为信赖的。但我觉得教会确实是一种有害的东西。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好几次信仰都让我陷入执迷不悟的境况，这让我意识到我必须成长，需要学习和质疑一些事情。我想这部电影可能是我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我所思考和质疑的一切–从爱情到生命到死亡到宗教–都在里面，真的：这是非常个人的。我希望每个角色都为我经历过的角力而战，但不是以那种自以为是的方式去做。也希望我在电影中放进了足够多的笑话，让大家能看得开心。[笑]
VL: 保罗在电影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说过他是根据你家人认识的一个真实人物改编的？
LIC: 威尔·帕顿和我谈到了这个角色，说他是一个圣洁的傻瓜–一个比其他人都聪明的傻瓜。而保罗角色的原型人物也总是这么称呼他自己。威尔和我想保留这个特色，但我们也希望他是一个完整的个人。因为在许多这样的场景中重要的不是这些角色在做什么，而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例如电影中保罗进入家中进行驱魔的场景。从莫妮卡要求他进来时的表情，你会了解到她是如此的绝望，以至于她希望这种（驱魔仪式）能够生效。因为她的母亲生病了，而她束手无策。这些就是我想从每个角色中作为人性元素表现出来的东西，以使它们远离我们存在对彼此曲解的印象。
VL: 如今有一种趋势是不仅要根据人们的身份，而且要根据他们的信仰，将他们分门别类。你认为这部电影是对这种倾向的一种纠正吗？
LIC: 我怀疑所有人都对此感到厌倦了。我们了解到自己被随意放入了这些盒子。而且，并非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被放在那些盒子里的。
VL: 从这个角度来说，莫妮卡和她母亲都不是典型的“东方女性”的概念。莫妮卡不开心的时候总是会让雅各布知道，她和他一样从事日间工作，然后回家为继续全家人做晚饭。当她坚持自己的想法时，她也从不唠叨。这是你剧本里写的，还是通过和韩艺璃就她的角色进行沟通后才确定的？
LIC: 两者兼而有之。艺璃担心她的角色有可能会显得过于唠叨，我告诉她这也是我的担心。所以我说，“让我看看你觉得自己遇到这种情况的样子。” 有些时候，我们确实做些改变，她也提供了一些想法，比如像她为孩子们做秋千的长巾。她说：“在这部电影里我没有看到任何时刻，我是作为一个母亲在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乐趣，而这就是我会做的事情。”我很喜欢这个建议。
VL: 同样地，当莫妮卡第一次进拖车时，她拒绝了雅各布试图帮助拉她起来的手。影片中真正注意到了人物与周围空间的互动方式，以及用人物动作代替了对话的方式。
LIC: 剧本里有写她要爬进拖车，而且是用一种近乎贬低身份的很笨拙的方式。我觉得这样就能立刻表现出雅各布对莫妮卡这样做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我们做了很多次拍摄，艺璃想让它看起来对她来说真的很困难，但效果就是不好。最后我问她，“你要怎么爬上去呢？”于是她就这样做了，你可以看到她背上的肌肉，就像她在使劲用力，她是如此坚定。一旦她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了，这个场景就活了起来。
VL: 最初这部电影是以一段旁白结束的。你后来为什么觉得这样不行了？
LIC: 我写的剧本最后有一小段旁白，制片人建议我用它来对我的父母说些什么–这也是我们拍这部电影的原因：为了我们的父母。但就在拍摄前，我们的剪辑师哈里·尹（Harry Yoon）对我说：“我觉得你不需要这个。你把时间往前推移，然后让不同的演员来扮演高中时的大卫和安妮……我们已经爱上了这些孩子，然后他们突然就被别人取代了？这行不通。”他说的太对了。
我花了一个晚上重写了结局。我加上了一家人一起睡在地板上的场景，还有外祖母会看向镜头。当雅各布和水脉占卜师一起找水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把石头放下，是我加了一个镜头，让莫妮卡说：“去吧，把它放下。”我只需要表现出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些变化。它让影片停留在那个时间段，不再把我的父母和一个旁白带进来，说：“这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我想让这个家庭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并在那一刻在银幕上送他们离开。
｜原文出自《视与听》（Sight and Sound）2021年4月刊 PP.34-37｜翻译：Derek
References
| ↑1 | （1925年3月25日－1964年8月3日），美国女性作家。奥康纳共创作有两本长篇小说和32篇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评论和评述。作为美国南方文学作家群中的一员，她经常以南方哥特式风格写作，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设置和怪诞的人物塑造。奥康纳的作品也反映了她自己的罗马天主教信仰，并经常探讨道德和伦理问题。 |
|---|---|
| ↑2 | 1873年12月7日－1947年4月24日，美国女作家，凭借着“One of Ours”一书，于1923年得到普利策奖，作品以擅长描写女性及美国早期移民的拓荒开垦生活而闻名（著作如《哦·拓荒者！》及《我的安东妮亚》)，为美国重要的乡土作者之一。 |
| ↑3 | 1902年2月27日－1968年12月20日，20世纪的美国作家和战地记者，196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主要代表作有《愤怒的葡萄》、《伊甸之东》和《人鼠之间》等。 |
| ↑4 | 美国诗人和艺术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