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达关于《阿涅斯论瓦尔达》的专访

Agnès Varda|©️MK2 Films

《阿涅斯论瓦尔达》(Varda by Agnès)某些方面是一种回顾。在这部电影里您的观点是什么?

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将以下简称”瓦尔达”):它可以被称为“大师班”,但我从没有感觉自己是个大师,也从来没有教过别人。我并不喜欢这个点子。它不仅仅是在重述那些故事,更多的是关于结构、意图和我的素材来源。但是我不想它变得太无趣。因此它是在剧场里和人在一起,或是在一个院子里,而我尝试做我自己,并和我期望分享的那种所谓的能量、意图或感受沟通。这就是我所说的电影写作(cine-writing), 其中所有的选择都揉合了你称之为“风格”的东西。但是风格是一个书面用语。所以电影写作是关于所有我认为我们必须思考、选择、使用去创作一部电影的所有元素。

查验自己的作品并以其成就这部电影是否挺难的?

瓦尔达:这并不困难,因为对所做的事情我早就有着深层的思考。而且当它完成后我也不会再去想“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我本可以做得更糟”,不过我尝试去理解这个创作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从技术性的,我想要的是成为自发性的。这个过程就是你追随本能去找到正确的画面和正确的话语 。我是真的试着追随一种电影的本能。我现在是一个艺术家,正在准备另一个展览,在电影第二部分里我也隐约地表达了这点,这部纪录片里有两个部分:20世纪的和21世纪的。在20世纪里我更多是一个电影制作人,而在21世纪里我是一个艺术家。我交叉着创作纪录片和艺术装置。我用真实的复合胶片搭建了房子、棚子。我已经完成了用不同的方式来查看事物的艺术装置,让人们坐在带有耳机的椅子上,以此来质疑创造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沟通。这就像是对我作为电影人的过去的再处理。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次“最终声明”。这部电影是否说出了您对电影制作的想法?

瓦尔达:我从来不想说什么,只是想看着人们分享。从来没有说这是需要被接受和理解的信息,因此我不能说我是否满意。让我们说清楚,这部我在柏林展示的电影可能并不太有趣,但是我不会再接受谈话了。就这样,这就是我的谈话。你展示(这部电影),并不需要让我过来。我说了很多话,在包括哈佛大学的很多地方,以及我在洛杉矶时的TED演讲。我不想去找媒体,也不想说太多关于我的工作。与其说话,我觉得我更愿意花两个小时看一棵树或者一只猫。柏林之后,这部电影的放映将会代替我的讲话。

您曾经提到过“做一个边缘之星”,从不进入主流。这如何影响您作为电影制作人的观点?

瓦尔达:我用一种方法制作过几部电影。我从未拍过动作片,也从没拍过科幻片。真的,我从来不做非常复杂的设置,因为我并无雄心大志。我知道他们从来不会相信我会有预算去做不同的事情,所以我的思想也更聚焦那些我知道的。因此它们就是那些我希望接近和分享的精神上的冒险。当奥斯卡评委们希望向那些无欲追求成功和财富的电影人表达敬意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我。我很自豪他们能这么做。电影工作不仅只是没钱,还缺乏对钱的野心。我觉得我对此很是开心和骄傲,因为他们能够理解这六十多年来我所做的工作。我坚持忠实于分享情感和感想的理想,更多也是因为我和其他人有太多的共鸣,特别是那些我与之接近的不曾真正被提及的人们。

在我的包里有我65年的工作,当我把包放下后,会出现什么呢?这真的是寻找链接和联系不同类别人的愿望。我从来没有拍过关于资产阶级、关于富人和贵族的电影。我的选择是展示人们他们彼此相似的,同时却又能看到彼此之间特别的、有趣的、稀有的和美丽的地方。这是我看待人们的本色。我不抗拒自己的本能。也许就是因此在好莱坞圈子里得到了赞赏。

除了奥斯卡,您也获得了荣誉金棕榈奖,还有最新来自马拉喀什的荣誉…

瓦尔达:我觉得在柏林他们也会给我什么奖的。现在我老了,他们想给我一些随处可见的东西。所以我有两个装满了的壁橱。我要说谢谢你,这是理所当然的,当别人给你礼物的时候,但我觉得有点不太公平。像其他女人、其他导演更应该拥有它。有很多导演工作,特别是在法国,她们都很杰出,只是我是最年长的一个,因此我看这个我就像是一个花瓶,最容易被放在台座的顶部。但是我真的很尊重那些没有获奖的女导演们。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托词,就像是说:“我们尊重女性”,不过对我来说有点过分了。部分女导演真的很优秀,我希望她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出面。比如说瑟琳·席安玛(Céline Sciamma)、 河濑直美(Naomi Kawase)、乌拉·斯多克尔(Ula Stöckl)、玛伦·阿德(Maren Ade)、帕斯卡尔·费兰 (Pascale Ferran)、克莱尔·德尼(Claire Denis)、艾玛纽尔·贝克特(Emmanuelle Bercot)、诺埃米·洛夫斯基(Noémie Lvovsky)、鲁思·贝克曼(Ruth Beckermann)、莎莉·波特(Sally Potter)、简·坎皮恩(Jane Campion),我还可以说出更多名字。

电影是否有义务做教育呢?

瓦尔达:我尽力去做真诚的电影,但我不会自命不凡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不,我们有时候可以改变人们的心理,或者我们可以改变人们的世界观或对其他人的看法。我们必须知道做一个诚实的艺术家已经具有意义,但是不知道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

Installation Patatutopia

感谢您今天抽出这么多时间。

瓦尔达:哦,你也是的,因为这就是结局,我的朋友。之后我会做一些艺术,因为拍摄太累人了。我也不想再这么辛苦工作了。这太难了。我想再在这里呆一会,安静,享受,即使心平气和的回忆也能度过一天。你没有打扰我。你用非常优秀和友好的精神做到了,但是你看到了,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时间来谈论我的职业,而生命正在消失,每一分钟都在流逝。

我很享受这里。即使看到郁金香正在老化,我也喜欢。你等得越久,就越神奇。就像《拾穗者和我》中逐渐老化的心形土豆一样。这个老化的过程,我有些乐在其中。我喜欢逐渐老化的事情,和人,我也喜欢皱纹、手,我爱这一切。 我真得对手上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它会是一副可爱的风景。因此我度过了美好的变老时光,我喜欢看这些事情日趋自然,缓慢枯萎。

我有一个艺术作品叫做PATATUTOPIA。它是心形土豆的三联画。我保留了这些土豆,检查它们是如何变老的。这些老化的土豆真的很漂亮。所以你需要有这种感受。不是受苦。就像一个土豆。

巴黎,2019年1月31日

Rhonda Richford
Rhonda Richford

新巴黎人,作家、编辑、旅行者,《好莱坞报道》驻巴黎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