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酵腐败的美好时代－《无辜》（The Innocent，1976）
维斯康蒂死了。
《世界日报》记者法兰斯瓦于1976年衣香鬓影的戛纳电影节，从《无辜》的首映会出场，回忆起两个月前，从电视新闻听到导演死讯，心头一震－ “这么快…”法兰斯瓦当时第一念头，“他的电影都还没剪完…”他知道导演在六十五岁拍《诸神的黄昏》（Ludwig，1972，又名《路德维希》）时中风，身体就每况愈下，却还是以意志力完成这部几近不可能的浩大电影；接着奇迹般恢复，一年后马上完成一部得奖长片，《暴力与激情》（Conversation Piece，1974，又名《家族的肖像》）；后来在家不小心，摔断骨头，自此健康又加速恶化；记者法兰斯瓦就是在此时，特地飞到意大利，至科莫湖畔、维斯康蒂休养的家族城堡，拜访老导演。法兰斯瓦永远记得，导演如何坐在轮椅上，跟他开玩笑说：“医生说，我如果敢再拍一部电影，就会死掉！”没想到短短三个月后，《无辜》就开拍了，仿佛是他预先设想好的遗言，而导演甚至还没等到定剪，就愕然过世…
“拍这样电影有什么必要？”《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王牌影评人赛吉一走出首映，和所有电影界有头有脸的人士，开头就讲这句话。法兰斯瓦心想，《电影手册》自从六八学运后，被毛派掌持，对维斯康蒂一直改编经典文学的电影，从来没什么好话。 “现在到底还有谁，敢胆改编邓南遮的小说？一个他妈的法西斯作家！维斯康蒂是那壶不开提那壶，晚节不保啊！”《解放报》首席影评人尚皮耶唱合道。左派的媒体对这样一部讲述贵族美好年代、爱情风花雪月的故事，当然会有很多意见。然而法兰斯瓦讶异，连右派报纸也补上一刀－“这样揭开菁英阶级伤疤、攻讦愉悦的上层生活，只是一个共党同路人的意识形态挂帅！”《费加洛报》影评人保罗难得和左派媒体一致，给出负评。法兰斯瓦却在众报影评人面前，力排众议，喃喃说道：“这部电影不但总结了导演的一生艺术，还总结了我们一个世纪的历史…”
丛林法则的美好时代
当维斯康蒂在轮椅上跟他说，他要拍一部美好时代Belle Époque的电影，法兰斯瓦马上欣喜回应：“导演准备要拍筹画十几年、剧本已经写好几版的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维斯康蒂如老兽的坚毅脸庞，不自禁笑了起来：“我没这个钱，也没这个时间了…”维斯康蒂一时陷入了沉思：“不能拍《追忆似水年华》，或许是我终身的遗憾，当时条件不足，时不我予，而现在我快死了！”导演自己又笑了起来，“我想要在人生最后，拍一部总结我自己出生时代的作品… 我要改编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的小说。”法兰斯瓦讶异反射回应：“那个恶名昭彰的法西斯作家？… 他是不是太具争议性，这会不会太冒险？”维斯康蒂望着窗外的美丽科莫湖，接着低头望着自己，说道：“我没时间了…”
在普鲁斯特之前，邓南遮是美好时代的最具代表作家。如果普鲁斯特的写作，代表世纪肇始，贵族阶级如何从最灿烂的优雅天堂，下凡回归到风尘人间，邓南遮才华洋溢、少年得志的写作，更代表菁英阶层如何夺取“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正当性，淋漓展现世纪末最堕落的华丽。出身于意大利地主富贵人家，邓南遮从中学就展现其极优美、音乐性的诗歌才华；于罗马就读菁英大学，不但以纨裤子弟之姿，风流韵事不断，更以才子之姿，写下多部唯美作品，享誉国际文坛。邓南遮借用尼采的超人非道德美学，不但于世纪末创造了义大利文学史上，最为颓废优雅的文采，更于世纪初，展开一连串异想天开、惊动世界的政治活动…
身为什至可让墨索里尼黯然失色的军国主义先行者，这个作家不但于一次大战自愿参军，在意大利几近战败的关键时刻，以飞行员战斗的英雄之姿，振兴全国士气，更于战后鼓动撕毁巴黎和约，带领两千位自愿军，占领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城市，并自行宣布独立，制定以“音乐”为最高理想的原创宪法。虽此小国一年后随即被列强势力瓜分，但邓南遮以冒险英雄之姿，凯旋回罗马，成为墨索里尼的第一榜样。以不世出的天才，邓南遮以尼采“非道德超人”为借口，创造了学界公认的“原型法西斯”（Proto-fascism），不但自创“领袖”一词，更发明“民粹黑衫军” 、“阳台露面表演”、“激动群众演说”、“古罗马帝国党徽”等典型法西斯美学，墨索里尼不仅照单全部照抄，更试图将这个天才置于死地，因其锋芒太露，随时有取代之的危险。在“黑衫军政变”、直捣罗马前夕，邓南遮突然“被自杀”，却大难不死，墨索里尼后改以重金收买，邓南遮自知势不如人，自此淡出政坛。墨索里尼学到的“去道德美学”，可能青出于蓝，他以比粗鲁还粗鲁的口吻，吹嘘道：“当你有一颗蛀牙，你有两个选择：要嘛拔掉它，要嘛给它镶金，对付邓南遮，我选择了后者。”
如果意大利以五十年的时光，受邓南遮“法西斯美学”的迷惑宰制，或许还要花另一个五十年，来解除其魔力妖术。在二战结束如启示录降临的毁灭灰烬中，邓南遮的地位从至高神坛，跌落到地狱深渊，欧洲文坛不断自问，到底怎么可能，到底是造了什么孽，让邓南遮可以如此光鲜亮丽、傍若无人，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霸业，建设一条美学逻辑的漂亮千年大道。当时的新锐作家，如帕索里尼和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不遗余力攻击邓南遮代表的菁英美学主义（l’esthétisme）。如果邓南遮开口闭口都是超人哲学，他只是把尼采当作美丽借口，径行其至高权势阶层不受任何约束、为所欲为的无上权力。养尊处优、含金汤匙长大的邓南遮，在权衡一切利益得失之后，站在强者这一边，歌咏一种丛林法则的美好时代，不但和同时代“伪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共鸣，更与行进中的法西斯一唱一和，仿佛瞥见一种菁英完美愉悦永恒统治的自恋想像。
“我第一次读《无辜》的时候，完全受不了邓南遮以自恋分身，创造的去道德菁英。”维斯康蒂坦承说。以不到三十的天才之姿，邓南遮写下关于自己出身环境、美好时代极致精神的小说，《无辜》，旋即翻译法、英文版，并在新大陆流传。小说故事讲述一对看似无忧无虑、整天跑趴的年轻贵族夫妇，在光鲜优雅的外表下，如何貌合神离：渣男丈夫毫无愧疚，在仙女妻子面前，宣告为自己的快乐，明日将和火焰情妇远走高飞；仙女妻子在万念俱灰之下，与一个才子作家产生一夜情；渣男丈夫被情妇残忍抛弃后，回到妻子身边，发现其因爱情容光焕发，进而重新爱上了她；然而妻子已怀有作家的身孕，丈夫决定不追究，只需堕胎；因妻子坚持，小孩终究生了下来，却仿佛受到丈夫诅咒，最后在一个无人看守的圣诞夜，丈夫将婴孩带至风雪中，让其受寒而亡。妻子下定决心离开，丈夫回归情妇怀抱，并向其吹嘘告白，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彻底执行自由意志，没有任何悔意。故事到此结束。如此“去道德超人”的唯美书写，引爆两极化的反应，一方面欧陆美学家认为邓南遮完成统一以来，意大利文绝对优美的极致悲剧，另一方面，媒体毫不领情，新大陆的《纽约时报》即揭露国王新衣，批评这个作品“邪恶”、“彻头彻尾自私、腐败”。维斯康堤两边的意见都赞同，一方面，他尖酸评论：“今天世界到底谁能写这么优雅的文字？帕索里尼和莫拉维亚能吗？”另一方面，却对里面渣男丈夫倒尽胃口，直叹：“怎么会有人想要改编这种故事？”
衣冠禽兽的美好年代
“这样吹嘘自己杀婴的男人，今天会被人笑。”维斯康蒂坦白说。导演决定与他的两位传奇御用编剧，金狮终身成就奖达米科（Suso Cecchi D’Amico）、《纳粹狂魔》奥斯卡提名梅迪欧力（Enrico Medioli），全部改造小说的虚无结局。对比邓南遮作品完全以渣男为宇宙中心，维斯康蒂编剧团队巧妙加强女性角色，期与渣男世界抗衡。即使表面上为顶级钻石珠宝、高级订作华服、无限花卉覆盖的上流社会，光鲜亮丽底下，却是如富饶热带丛林中的爱情厮杀战场；“温情”成为这个爱恋剧场，最通俗无奇的情感、最为廉价的脏字，而残酷、自私、忌妒、恨，则是为站稳极乐舞台、夺取嗜血宝座的手段或者武器。
美好时代的男人宛如非洲丛林的雄狮，以一种看似可让整个族群更加强壮的至高权力意志，宣称“人类正义和我无关。”“没有一个法庭可以审判我。”如果邓南遮的天才在于自我创造一个“去道德超人”的美学逻辑，出身于更显赫世家的维斯康堤，其天才，则是揭露“超人”形成环境与产生后果；导演特别翻转原著的权力架构，强调这个自比雄狮的男人，和其鄙视的弱女子，之间的微妙致命制衡。不断征服女人的渣男贵族，被比他更为残忍的情妇恶意抛弃，回到圣洁的妻子身旁，发现其容光焕发，进而成为其下一个征服的对象。然看似单纯的妻子，面对丈夫不断光明正大的偷情，对婚姻信心彻底崩溃，与一个初次见面作家朋友一夜情，初尝爱情的喜悦，并怀了其小孩。因为重新爱上妻子，渣男丈夫放弃一切前嫌，只要求堕胎。妻子不从，生下小孩，并为了小孩的未来，与丈夫重修关系。然丈夫因自尊受损，宛如丛林雄狮，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杀掉别人的种。妻子自此永远离开，因她领悟从来没爱过丈夫，只为了孩子与其修好。丈夫回到情妇的怀抱，并告知这个故事，希望能得到残忍情妇的赞许，一个爱情厮杀的原创勋章。然而情妇比他想像更残酷，她分析渣男丈夫不仅因为自己向来鄙视的“爱情”，成为温情的俘虏，竟最后还被柔弱的妻子，弃如敝屣。情妇最后宣称，因为如此失败，就算他们两个在一起，情妇也永远不会爱他。自许超越道德、战无不胜的情场男人，完全败阵在两个弱女子，宛如女人情感的韧性，比什么力量都还强大；男人最后心灰意冷，举枪自尽，仿佛其一生信奉的“去道德超人”，败于“柔于水女人”。
“我想带你看看，为什么我想要拍这个故事。”记者法兰丝瓦记得，维斯康蒂于城堡的阴暗大厅，跟他说道。管家马可，推着维斯康蒂的轮椅，和记者来到一个富丽堂皇、却布满灰尘的古典图书室。维斯康蒂的轮椅到达一个华丽路易十五书桌旁，上面有一本渍黄的精装书籍…
“我有天在图书室找普鲁斯特珍本，无意中发现这本书，是我父亲，维斯康蒂公爵，于《无辜》1892年一出版时，即购入首版，父亲似乎对邓南遮爱不释手，读了好几回，缝线都快散落了…”维斯康堤举起一只乏力却强壮的手，拳头靠在其如老兽之脸旁，似乎陷入沉思：“这是我父母的故事，美好时代的故事，也是义大利如何成为法西斯的故事…”
首映会后，大多影评人无法了解真正的美好时代，引爆一番恶评，记者法兰斯瓦却发现，维斯康蒂拍摄《无辜》，并不是在控诉其父母，如何以无上的权贵意志，成为法西斯雏形，而是在理解，一种“美好时代的文明兽性”，强势如男人，权力如何可能无限自行加成，而弱势如女人或小孩，在无上权力宰制之下，如何存活下来，或死去，如电影中最无辜的婴孩。就像电影中的情妇发现：“为何男人一手将女人捧上天，一手又压制女人到最低，为何不能让女人比肩共行？”维斯康蒂似乎以这个最后作品，来理解母亲背后之阴影…维斯康蒂风流倜傥的公爵父亲，在接连不断的公开情事后，与母亲永远分居，母亲至此一生无权踏上公爵的领地，也就是她多年生养七个小孩的家… 维斯康堤或许经由这部美好时代的作品，终于瞥见，母亲虽光彩夺目、被世人称羡为“米兰女王”，然在其华丽面纱背后，她的韧性，如何终身苦楚…
记者法兰斯瓦，似乎终于懂得维斯康蒂一生的艺术，或许不在指控法西斯，而是看见自己和最爱如何成为法西斯。法兰斯瓦永远不会忘怀，见到维斯康蒂之最后一幕－老管家马可，如何慢慢推着导演的轮椅，走向荒烟漫草的昔日花园，那无限好的夕阳，宛如欧洲最显赫的贵族，信步行至最灿烂的诸神黄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