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送孩子们上学，我每天早上六点五十分准时起床。我从浴室的窗户往外看，向邻居道了早安。
此时此刻，窗外的街灯依旧亮着，街道上空寂无人，老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闹个不停。我走下楼梯来到客厅，每一天，相同的碗，我往孩子们的早饭里倒入了牛奶。我叫醒了他们并帮他们穿好衣服。我习惯性得会抚摩下我的猫，可惜她已经离开了。
开车送孩子们去学校的路上，我们会听广播里播放的经典音乐。我们途经过很多铺满各种鲜花的花园。八点零七分，我们会听天气预报。八点半，我和孩子们亲吻道别。在我回家途中开车穿越学校的时候，新闻开始播报了。这个时候，交通拥挤是一种常态。九点钟，我出现在办公室里。
我习惯了这个循环——它让我放松——但是每四年一次却让它起伏又跌宕：戛纳电影节。
1994年我开始在电影学校就读，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戛纳在电影世界里的权威性。当2001年开始处女作拍摄时，我颠覆了过去的认知。
在那几年里我带着我的短片参加了很多不同的电影节，和无数的人交流；我开始看罗马尼亚记者每年五月份发表的关于戛纳的报道。所以我在开始拍摄《幸福在西方》（Occident，2002）时，就已经意识到如果影片能够有机会在戛纳电影节同时期首映的话，一定会引起业界的注意。
▍囊中羞涩
当时我和一个老摄影师Vivi Drăgan Vasile一起合作，每次我提及戛纳，他总是一笑置之，“你还是先把电影完成再说吧。”
如他所言，这确实有点难。在我们准备拍摄电影的结尾之前，我们就已经没钱了。我回家把我之前为备不时之需存的几千欧元取出来，支付给了剧组成员，从而完成了最后部分的拍摄。但是我们依旧需要更多的帮助。一个美国投资人保证说，他会去戛纳找到缺失的资金部分。
“那里多的是挥金如土的金主。”他总是这么说。我无法想象他该如何找到需要的资金，但是我能做的就是抱以希望。“我和很多人交流过。”他从戛纳回来后说。对此我深信不疑，可他总是宝山空回，没有为电影筹措到一分钱。
▍小村庄里的宿舍
2001年秋天，我们从休伯特·巴尔斯基金会（Hubert Bals Fund）得到了一笔资助，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幸福在西方》 的后期制作。我们当时希望电影能够在鹿特丹电影节上映。电影已经入围了电影节的名单，但我们无法用募集的资金在预期前完成制作。不过，入围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意义非凡了。
当时在戛纳电影节担任平行单元“导演双周（Director’s Fortnight）”选片人的玛丽·皮埃尔·马西亚（Marie Pierre Macia）注意到了我的名字。她了解我之前的某个短片，那时她以某个电影节评审团成员的身份给我颁过奖。她通过我在鹿特丹的朋友了解到我在电影制作上遭遇到了资金瓶颈后，表示能够助我一臂之力。
我们为她组织了一场试映，观后她说，只要我们能够及时完成，她会考虑让电影进入“导演双周”单元的展映名单。带着这一个承诺我们去CNC（Centrul Național al Cinematografiei，罗马尼亚国家电影学会）申请更多的资助，以便完成这部电影。作为回报，他们要求拥有所有的版权。唯一令我们开心的是，我们拿到了钱，然后开始疯狂地工作。我们完成了电影的准备工作，并顺利入围了“导演双周”单元。
我们从未奢望影片能够入围戛纳的主竞赛单元，而且当时以为肯定是无人观看的。在完成电影之前，因为担心无法及时完成终剪，我们恳求导演双周组委会尽可能地安排靠后的放映时间。他们表示理解，并同意了。
当我们到达戛纳的时候，大部分的媒体和影迷都已经离开了戛纳。没有销售代表，也没有公关人员，我们就这样来到了电影节。CNC帮我们在距离戛纳20公里开外的小村庄租了有六张床的宿舍。
▍走上红地毯
尽管条件简陋，但电影还是受到了意外的欢迎。一些发行商开始联系我们。我们并不知该如何对自己的电影定价，100、1000还是10000欧元？而我的制片人也一窍不通，所以我们干脆对买家们避而不见。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开心，我们觉得我们圆梦了。我们看着戛纳遍地的棕榈树，确认这不只是一场梦。作为电影人，能亲临此地已经是最大的礼物了。
有一天，所有参与导演双周电影的剧组都被邀请参与在一场放映前走上红毯，同时也会报上我们的名字。每个导演可以有机会邀请剧组的一位成员随行，我当时邀请的是演员亚历山德鲁·帕帕多波尔（Alexandru Papadopol）。
当我们走上红毯经过层叠着的摄影师队伍时，一位法国女影星从商务车上走下来，于是所有摄影师将镜头转向了她，她吸引了所有媒体的注意力，根本没有人给我们拍照。
亚历山德鲁非常希望能够有他自己在红毯上的照片，这样可以回去给他母亲交差。何况我们也不太确定，我们是否还有机会重回这个地方。
第二天他去了摄影师卖照片的地方，找到了一张那个法国女演员的照片，背后有他的半个脑袋探入了镜头，完全不在焦点。他花了40欧元买了两张。
包括我在内的三位导演被告知我们可以一直呆到电影节结束，因为我们入围了最佳处女作奖：金摄影机奖。其他两位是墨西哥人卡洛斯·雷加达斯（Carlos Reygadas）和最终获奖的法国导演朱莉·洛普-库瓦（Julie Lopes-CurvalT）。
在我们离开电影节前，我们的小剧组一起在电影宫前合照。电影节结束了，红毯也终结了它们的历史使命，成为再为平常不过的普通毯子。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张照片一直摆在我祖母的架子上。她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关于一部艰难电影的风言风语
在我们的第一次戛纳之行后，我做了一些决定：我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而且如果我还有机会重回戛纳，我一定要联系销售代表还有其他专业的行业人士。
2006年我开始拍摄《四月三周两天》（4 Months, 3 Weeks and 2 Days）时，罗马尼亚电影已经成为戛纳电影节的常客，而且还赢得了一些奖项：2005年的一种关注大奖（译注：指克利斯提·普优 Cristi Puiu的《无医可靠 The Death of Mr. Lazarescu》）和2006年的“金摄影机奖”（译注：指柯内流·波蓝波宇 Corneliu Porumboiu的《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 12:08 East of Bucharest》）。突然之间人们开始期待在戛纳电影节看到更多的罗马尼亚电影，并且能够在奖项上有所斩获
2006年9月份我做了决定，即使看上去准备时间不多，但我要努力让我的下一部电影出现在2007年的戛纳电影节上。1月份我们还在拍摄，2月份我们已经准备了第一个试映版本。鹿特丹电影节结束的两天前我们完成了最终的剪辑。我让荷兰的朋友们再次帮忙组织了一些针对销售代理和发行商的试映。很幸运这实现了一定的宣传效果。
柏林坊间已经在流传着一部很艰难的罗马尼亚电影的风言风语。我们刻录了一些《四月三周两天》原始版本的DVD碟片。我让制片人前往柏林，将一个拷贝交给销售代理。这并不是行业内常规做法，但我实在想不出其它办法。
我们将这部电影目标还是指向戛纳，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热烈的官方回应：该片入围了仅次于主竞赛单元的“一种关注单元”。他们显然对这部电影很着迷。
▍淘金热
办公室里的电话很快就响个不停。欧洲所有重要的发行商都开始联系我们。所有人都想要这部电影。他们支付了小额的预付款，但我对钱根本不在乎。
法国公司Wild Bunch是最早接触我们的发行商之一。他们的联合创始人文森特·马拉瓦尔（Vincent Maraval）有一家叫做Independenta Film的小型发行公司。刚开始的时候他说，Wild Bunch对销售我们的电影不太感兴趣，因为他们这一年已经代表了7部影片去戛纳，因此他无法很好地照顾到我们的利益。
但有一天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告诉我说，他们还是很愿意代表我们参加电影节的，据我所知他提到的另外七部电影都没有入围竞赛单元。他说他觉得《四月三周两天》应该很有机会。
而这就是我期望的。所以我们签署了合作协议。
在电影节官方宣布入围片单的前一天，组委会决定将部分影片从“一种关注”单元升级到主竞赛单元，其中就有《四月三周两天》。我们简直乐疯了。
我们被告知可以选择在电影节前期或者后期放映。Wild Bunch深思熟虑之后，觉得最好是放在电影节前部分放映最好。按照他们的想法，这样至少我们可以在那天引起一些媒体的关注。
我在戛纳附近租了房子和车子。我想带着自己的家庭在电影节期间度个假。我应该只需要三天时间来处理公关媒体，但是结果我每天都在应付工作。我们听到路人在街上兴奋热情地讨论着我们的电影，这是我们迄今为止赢得的最大赞美。
那一年也是罗马尼亚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选择现场直播颁奖典礼。在我们赢得金棕榈奖之后的媒体发布会上，一个罗马尼亚记者问我：“您是否觉得此时应该是您事业的巅峰时刻，您可能再也无法再次享受这样的庆典了？”
▍奇特的经历
征服戛纳之后有很多好事情发生，但伴随而至的也有一些奇怪的经历。记者们涌向了我的父母，并翻出了我童年时的照片，那是我三岁时的裸照。而且他们也向我父母和祖父母询问一些我童年时非常私人的问题。
赢得金棕榈还不到48小时，有一个编剧指控我剽窃了他的剧本。还有一个网络媒体继而发现电影获得了超过千万美元的收入，于是我不得不解释说这些钱不是我自己所得。人们突然觉得我应该会很富有。
一个著名的罗马尼亚音乐人甚至起诉我，要求巨额赔偿，我们有着完全有效合法的合同，于是我打电话给她询问这是为什么？她的律师回答说，如果这是在美国，赢得这样的官司就能赚很多钱，因此值得一试。
我被比肩接踵的媒体采访，并且需要到处去宣传电影，直到2018年1月电影没有提名奥斯卡才罢休。因此我停止了继续说话。
2007年之后我又入围了两次戛纳电影节，还有一次担任评审团成员。2010年开始我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举办了一个电影节，叫做“从戛纳到布加勒斯特电影节”（Les Films de Cannes à Bucarest）。电影节宗旨是让普通的罗马尼亚观众也能欣赏到来自戛纳电影节的电影，而不仅仅只是讨论它们。
每隔四五年，戛纳电影节就以某种方式像哈雷彗星一样：在这几天里它耀眼发光，让我们脱离了日常的生活轨道，痴迷并相信电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我对此并不确定，但能够在这几天里有这种感受真好！
｜原文发于《EKKO》电影杂志第72期，2017年｜@迷影翻译
